高等教育與社會思維

⊙杜忠全

在馬來西亞,在我們的國家,國家獨立之前的長時期,我們的確是殖民社會,承此,我們繼承了不少殖民政策延續而來的社會制度和思考模式,幷且視之爲理所當然,比如過去以55歲爲退休年齡,就是殖民政策之一種,近年逐步上調,當然是一更合理化的做法,好或不好,自也引起一番的討論與調適。在高等教育領域,更與殖民思維不無關係。

殖民時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了,但我們的社會確實繼承了殖民的遺産,也源於惰性而一任殖民遺緒在一些領域殘留著。別的不提,每每就高教領域與外人交流時,最是引起人們疑慮的就是:怎麽,你們那裏竟然不設哲學系的?

最高學府沒有哲學系

還是要回到殖民時代,當時的高等教育,是爲殖民地培植高階技術人才的,包括當時最高學府之設立,也是在此思維之下出現的;不光是我們這裏,大致可說,凡殖民地皆如此。殖民地政府不需要思辨性强,進而能對殖民者的政策與權威提出批判與反思的被殖民者,反之,他們只需要各層面的技術人員,因而各別提供不同領域的技術教育,其他的人文與美育教育,除了基本教學所需,大致不是重點發展的領域,不是?

在此思維下,要哲學系來做什麽?這一學術訓練既無法爲社會提供實際所需的技術操作,更別說哲學思維的啓蒙,往往就開啓了挑戰權威的潘多拉盒子,這絕對不是殖民者所要的。

但是,哲學爲知識之母,西方各門類的學術,都要溯源于哲學;除了技術學院,一個理想的大學,往往以哲學系爲第一系所,再開展其他的學科與專業。沒有哲學系,就仿佛畫了個人,身體軀幹都一樣不缺了,就是不畫個頭,外人想來,總覺很怪哉!

停留職前訓練所層次

在功利思維下,哲學系畢業後的出路最引人疑慮。我想像,如果我們的大學設有哲學系,那會面對如何的招生難局與出路安排呢?我要談的其實不是哲學系設不設立的問題:我們的國家迄今未設有哲學或宗教系所,不光是殖民政策與思維及其延續的問題,更還有建國之後的國體和社會因素。

無論如何,在獨立逾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們的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認知,每每只是一個職前訓練所的層次;背負父母的期許上大學的學生,關切著跨出校門之後能否找到一份待遇優渥的工作,更甚於在學期間的個人成長與視野擴展,這與大學之設立與學術理想,是隔著老大一段距離的。

新生入學的時候,我記得當年系主任的開學講話談了大學教育的理想,傻乎乎的大學新鮮人當然半懂半不懂,但其中的一段話一直都記得很清楚:你來大學受教育了,不管念什麽科系學什麽專業,大學給你的不只是專業和技術,如果是這樣,乾脆都去上技術學校算了,何必來上大學?更重要的是,上大學接受了高等教育,就要好好地學習和吸收大學所能給你的養分,無須擔心出了校門沒有工作或未來生活過得不好;如果一個大學畢業生都無法找到基本的生活,要不是大學教育有弊端,就是社會出問題了……

這或許是早些年還以大學的門檻爲精英教育窄門時代的談話。放到大學教育開放與普及化的當今時代,這樣的談話是否還有效?大學,除了與它的西方universal源頭與理想,還相銜接或不?

作者簡介:杜忠全,私立大學講師,馬大中文系博士候選人,迄今出版有《檳城三書》套裝、《我的老檳城》散文集、《島城的那些事兒》評論集、《戀念檳榔嶼》、《山水檳城》等等。

(本文爲2015年華教節特輯文章系列,今年題目是“中學教育怎樣培養現代公民”、“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的改革前路”,由林連玉基金組稿。)

(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東方日報,名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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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你懂多少?》後記

⊙杜忠全

這書的寫作緣由,是完全不在料想之中的。早些年見到幾個朋友寫著每日見報的方格子文章,心裏不禁暗自慶幸:幸虧輪不到我來幹這事兒哩,這種專欄恐怕要寫死人的!然後揣想他們如何在日常工作與業餘寫作之間,如期完成這每一日風雨不改的文字約定;每周一稿的專欄稿,往往都讓自己過著“後有追兵”的惶恐日子了,更不願想像類似的每日一稿會搞得自己如何度時日!2011年下半年,這事終于找上我,而且是任職報社的學姐來找,只輕鬆地說把原本每周一稿的專欄改成每周5篇,逢工作日都見報,周休二日,變成我在報紙版面每日“坐班”了:

“這樣很好啊,要不了多久,你就能出書了,答應吧!”她在電話的1另一端語氣輕鬆地說。

自那以後,這每日一稿的欄目一直持續,期間聽聞有版面異動,以爲撤了不必再寫類似的文字,却不想變中有不變:不變的是欄目照舊,變動的只是轉換版面和增加篇數,自此只能周休一日了!于是乎,類似的寫作至今延續了整一年半,累積的文字達四百餘則篇,而且還在逐日遞增,未知何時了結這公案?

因爲是念中文的,不時總要對一些文字表達與使用說三道四,讓人以爲自己很在意也很在行,其實這裏頭有是也有不是的。只是,既然接受了這樣的稿約,就得“職業性”地專事“找茬”。中文層度低落,如今我們每每指著新生代說或寫的中文如此感嘆,但我們的前輩當年是否也這般看我們的呢?前事不論,這幾年來包括大中華圈在內的不少人都覺得,眼下最是刻不容緩地需要“搶救華文”,否則我們引以爲豪的中文傳統恐怕至此中輟,下一代的中文會變成如何的模樣?報社也許是基於這樣的考量而構思這樣的專門欄目,出版社或也是出自這樣的使命而願意出版這樣的書。但是,有不少的問題其實仍待解决,比如某些語詞的本土化與所謂規範化的課題,就存有斟酌與討論的空間。這情况的原因是,于我們而言,中文畢竟幷不是舶來品,而是我們自己的語言,它由我們傳承,也由我們使用。語言除了具有它自身的規律,更還生根於社會與使用者的歷史經驗;不同的歷史經驗與背景,也會制約著不同的使用習慣,倘若出現變異,往往是在所難免的。因此,該系列文章的書寫過程中,也約略談了類似的課題,但畢竟不是專論,只能點到爲止了。

說回頭,當初約寫時說能在短時間裏累積到出書的稿量,到如今初次結集,也只能從較早期的文章裏抽選100則來編成三輯——這得感謝慧玲的辛勤工作了。這之後是否還有後續的結集與出版,就得看這書出版後究竟如何了。

2013年4月27日于金寶

《中文,你懂多少?》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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