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影與身影

⊙杜忠全

有些事情,說來是無巧不成書的。

幾個月前去找陳劍虹老師,聊談間給老師看了自己準備中的新書樣稿。還沒成書的樣稿,老師約略翻看了一通,便抓住其中的課題說:“這個嘛,你不妨去找方北方的書吧,我記得他老當年寫過……”

依循老師的指引,我當即去問尋前輩的舊書,然後在某家圖書館,我在書架上遍尋不獲,負責管理的朋友順手搜索數碼書目,熒幕便浮現了方老的中篇《檳城72小時》。不在架上,最終讓我在庫房找到了這書。當天深夜,我便在燈下翻讀舊書;這書其實舊得連書頁都發褐了,隨看隨翻,便悄悄撒下細碎的紙屑——每站起身都得拍落一遍!不光如此,它更將自己早已淡忘的童年畫面給喚回;老檳城早前反復說的島城舊事,也在字裏行間零星浮現著。

方老的中篇寫的是异族通婚——小說開頭寫成“异國情侶”,這或與它在獨立前完成有關?重點是,它是以1957年元旦的檳城暴動爲背景的。方老寫在書裏的年代我不曾經歷,但過來人的老檳城多次提及,這歷史事件的導火綫即大旗鼓游行,我耳聞的耆老說舊事與眼前的鉛印文字,在那當兒也就叠合在一處了。更巧的却是,讀這半世紀前的舊書時,正值檳州大旗鼓被納入國家文化遺産的發布,新聞與舊事,眼前與歷史,就在自己身處的島上交叠而現……

說起來,因童年以後就極少凑到街邊看游行了,記憶始終定格在跟父親一道在喬治市海墘看游行的畫面。那陣子大旗鼓連番上報,連無意間翻讀舊書,也繞不開它,仿佛它們都約好了,一起都來喚醒童年舊憶似的。

我記得,當時我一邊讓父親緊牽在人群中,一邊不耐煩地探頭張望,接著先聽到自遠而近的銅樂行奏,人群便起了騷動。銅樂隊之後依序出現的,是五彩裝飾的三輪車陣,車上坐著洋裝、娘惹裝及民族傳統裝扮的少女,她們頻頻朝人群揮手,後邊還有鑼鼓陣、踩高蹺、舞龍獅、妝藝隊、單輪車等等,少不得還有一對峇峇娘惹裝扮的老夫婦,他們各自分坐一輛三輪車了持長竿滿街互打,嘴裏或還念叨叨地互駡。關于後者,當時只傻乎乎地看熱鬧,後來才被告知,他們其實是兩個男藝人扮演的,一個叫陳同同,另一個管叫紅毛惹,而不管人們記不記得,他們都永久謝幕了。這些之後,大旗隊就夾在歡呼與驚呼聲中來到了……

說實在的,我原爲核實舊資料而向老師問詢,也爲了核實資料而翻閱方老的舊書,不想却翻出一段陳年舊憶來,那裏影影綽綽,有街頭妝藝有莊重也有詼諧人物,更有父親和我的身影,舊書頁一翻,便都鮮活起來了……

(2012年9月1日,星期六,星洲日報,星雲,書海謎踪拳專欄)

方北方中篇《檳城72小時》書影

方北方中篇《檳城72小時》書影

時間的有形位置

⊙杜忠全

自2002年開始這一階段的寫作以來,2008年,不是,應該是2006年以後,幾乎每一年都有機會將個人的某一系列文章結集起來,從而讓“散見各報章雜志”的文字得以歸位。書寫了發表,看自己的文字在某個版面凝定,是吐字族最初的喜悅;將已發表的零散文字再經一番的編輯,而以另一副面貌出現,就不光是發表了等稿費單上門的迫不及待心情,而是另一種更複雜的內心期許與情緒交戰了。你不會期待有人爲了讀你的文章而買一份報紙,却難免要估摸與狐疑,究竟會否有人掏腰包來買你的書?這樣子投入資本,出版社是虧還是賺?文章發表,你只單純是作者;書印出來了,你也成爲市場的一部分了,能不慎乎?

近些年來,每到了一定的時間點就騰時間來整理書稿,仿佛這樣,就能在無形的時間裏占一些有形的位置了……

(2014年6月5日,星期四,星洲日報,悅讀館)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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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心语

出书心语

坡底、下坡、出坡與外坡———馬來西亞華語的特有語詞?

⊙杜忠全

朋友從外地來,幾個人領著外來客在舊城區隨意亂逛了一通,累了,

找個路邊攤坐下來吃冰喝凉的,一夥人也圍坐一圈了有一搭沒一搭地胡扯:

“你們這些外坡人如何又如何……”一個說。

“我們從家裏到坡底如何又如何……”又一個接著說。

本城居民、本島子民以及外地游客凑在一塊兒,話匣子打開了後,“外坡”、“本坡”、“下坡”、“坡底”乃至“出坡”等等的詞匯不斷地來回交錯,說者與聽者都無不熟悉,既沒有意會不得,也絕不感到拗口的。

這些語詞在人們的生活裏早已生了根的。

但是,我一直記得,很多年前接待國外來人時,他們聽著我們自己人的來回對話,不一會兒就聽得一楞一楞的了:

“你們說的,呃,”他趁說話的間歇小心翼翼地問:“什麽‘坡底’、‘下坡’、‘外坡’、‘本坡’,哦,還有‘出坡’,那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問題拋出了後,說話的幾個人一時面面相覷,未完的話題懸在半空中,不曉得要從何說起了。

其實是不曾想過,這些仿佛仿佛“菜根纏繞著鄉土”又“舌根纏繞著鄉音”的生活語詞,居然會成爲一道問題來拋向自己!

爲何是“坡底”?又爲何是“外坡”和“本坡”,以及人們爲何“下坡”與“出坡”,這些仿佛已理所當然不成疑問的,却成了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題了!

早先以爲——確實是以爲,以城中心爲“坡底”,遂以自己所在的城區爲中心而有“本坡”,“本坡”以外的自然而然地成其“外坡”;從郊區往市區的方向前去叫“下坡”,而離開“本坡”到外地去則成爲“出坡”,那是北馬——更確切地說是檳島人特有的方位觀念。後來跟國內的外地朋友接觸了後發現,這些生活語詞的流傳原來極其廣泛,從半島北部到最南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特別是歲數較大的老年代過來人,幾乎都會這麽說的。

這也就是說,檳城人說的“坡底”指的當然是喬治市,“本坡”的範圍可能要比“坡底”大一些,包括了狹義的城區以及其周邊的城郊地帶,而“下坡”當然是從城郊甚至是更偏遠的本島郊區進城——如果是隔一條海峽的威省,人們大概是徑直說“去檳城”的,但你問威省不也是檳城州?這已是另一個問題了,暫且打住。那麽,離開檳州的州界到外州,人們就說是“出坡”;州界以外的,當然也是“外坡”了。

如果是吉隆坡人,那麽,“坡底”當然就是隆市城區中心了,下坡或“落坡”說的是從郊區進城去。要是半島南端的新山,“坡底”則是新山市區,“下坡”或“落坡”是往新山城區而去了。

這可見得,生活語詞中的“坡”,是人們觀念裏的城區地帶,“坡底”是城裏的核心區——往往即過去最繁華的商業鬧區。過去人們以方言來說的“落坡”即進城,後來按方言說成的華語,也就成爲“下坡”了。以自己所認同的城市爲中心點,“本坡”即本城以及該城轄下的郊區地帶,“外坡”即城鄉結合以外區域的外地了。

其實應當是源自(閩粵)方言,但在轉說成華語之後,反倒讓一些人好生疑惑:怎麽從郊區進城一定是“下坡”的?中文的“下坡”不是從高處往低處走的路徑,不然就是指衰落之義?怎麽就成爲“進城”的代稱了?難道相對于郊區而言,城區就必得在地勢較低的地方?外人滿腹疑惑地一問,讓過去說著順口的人也心生疑惑了。

而且,在某些地方,除了老人家還這麽說之外,年輕人已不常這麽用了,是這樣的吧?

何以“坡”具有“城”義,再擴而大之,成爲“地頭”的代稱?如按字溯源,“坡”字當然絕無此義的,因此讓初來乍到的外人聽著心生疑惑!

這一系列“坡底”的語詞由來已久——而非我們這一代人所創的;早期的本地中文文學,作家也是將這些語詞寫進作品的,其“本土性”可說毋庸置疑。但是,名詞性的“坡”字,除了人們熟悉的“山的傾斜面”一義,和作爲“平原”或“原野”以及“北方亦指田地”等義項之外,幷沒有“城”或“市區”義的。那麽,人們承襲之“坡底”及其相關語詞,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

回到方音的綫索,大致能找到的相近字音。如我的估計沒錯,應就是“埠”字之同音而訛了。

查“埠”的字義即“停船的碼頭”,也是“靠水的地方”,因此人們說“船埠”,而江南水鄉一帶,水網密集的城鎮與鄉區,往往也沿水巷(注:這裏是“巷”不是“港”,因水網形成的水路就仿佛我們熟悉的巷道那樣四通八達!)散布著數不清的“水埠”,搖船的娃兒“搖到外婆橋”,就在鄰近外婆家的“水埠”靠岸了蹦著跳著撲向外婆的懷裏就是了!因商船沿水路運貨而來,“停船的碼頭”也就成爲商貨集散的集市乃至商鎮、商城,“埠”因而集“商”而成“商埠”,商貿集散也讓城市不斷地發展與擴張,“埠”字也就得一“大城市”的延伸義了。

商埠的城市經濟往往跟商貿緊密相關,是否還是“停船的碼頭”,後來倒不是非得如此而不可了。

過去檳島或喬治市開埠之後,的確存在個“新埠”之口頭命名。以“新埠”來指喬治市,那是否爲粵人的叫法,因年代久遠,已難以考據了。而且,其“新埠”是否相對于馬六甲作爲同一條海峽之古城而得名,一時也很難說得准了!只是,當年以喬治市爲“埠”,可說是恰宜的:那首先是因商港而成市的,“商埠”是其本質。這所以,而讓粵方言群以外的華人,也在各自的方言裏吸收了這語詞,形成“坡底”等等“極具本土特色”的一系列語詞?

再說,迄今的粵方言裏依然說著“出埠”——相當于出境或出國,甚至有“過埠”(離開原居地到外鄉)、“賣埠”(發貨、銷售乃至暢銷義)等等之說。不說方言,在中文裏,“本埠”、“外埠”都是現成語詞:“本埠”即本地,“外埠”也就是“本地以外較大的城鎮”了。按此推敲,我們挂在嘴邊的“坡”,是否爲“埠”之誤?

佛教界的朋友常說:你們偶爾“出坡”,我們總是每天都“出坡”!這無他:漢傳佛教寺院的每日作息裏,“出坡”指的是日常勞務,以往是山林禪院的住衆到山坡田地裏進行勞務,“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後來的城市道場沿用這詞,指的依然是住衆的日常勞務。不明就裏的到佛寺聽到“出坡”,可能轉身就收拾行李準備出遠門去也不定呢!

(2013年10月15日,星期二,星洲日報,中文大觀園)

坡底、下坡、出坡與外坡

坡底、下坡、出坡與外坡

北京雍和宮去來

⊙杜忠全

盛暑天幾近一個月的北中國旅程,離開北京之後,我們輾轉到內蒙感受草原的日與夜,同時也在山西和山東兩地作文化古迹巡禮之後,最後又回到了北京。終于回到北京了,京城的浩暑依舊,從北京火車站鑽出來,撲面又是一陣叫人難以招架的熱浪。到了這時候,心裏反倒懷念早一陣子在黃土高原上的夏日凉意了……

 

皇家道場與“金瓶簽”

回到京城之後,我們這一趟汗漫的夏日旅程,也就臨到尾聲了。不再有導游在耳邊連聲催促,也沒有既定的活動日程,屈指算一算回國的日子,那幾日在北京暫歇,純粹只圖個休歇了。除此之外,還要在北京城裏隨意逛哪些地方呢?

“午飯過後,我們到雍和宮走走如何?”一邊對著外頭的毒辣太陽皺眉頭,我一邊對旅游夥伴說。

“就隨意看看吧!”他們別無异議,也就這麽著了。

按地圖所示,雍和宮就在我們下榻處的附近。中午時分,我們在街角找一家餐廳解决了午餐,然後再略走一小段路,就能找到雍和宮了——路人這麽對我們說的。就這樣,五個人加上幾把陽傘,在午後的大太陽底下,我們就找到雍和宮了。

雍和宮是京城名勝——不知爲啥我們之前的北京旅程偏就繞開了它?早先這裏是雍王府——雍正皇帝登基前的府邸,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雍正三年(1725)改名雍和宮,乾隆九年(1744)改置爲藏密佛教道場。改置爲藏密道場的雍和宮,那是十全老人專爲皇太后晚年潜修,以及皇親貴胄奉佛修福的皇家道場,普羅百姓,那是寸進不得的。時移境轉,而今只消買上門票,任誰都進得大門,到裏頭隨意溜逛了。

因爲是原雍王府改置的,因此雍和宮不比一般的佛教道場,這有兩點可說:其一,在建築上,其皇家氣派的恢宏氣勢,就有別于一般佛寺了。按歷史淵源而言,中國佛教的道場建築多呈宮廷風格,而與其他源流的佛廟僧舍有著區別。這,或與佛教入華之初原爲來華商民的外族信仰,中原朝廷最初基于尊重在華商民之民族信仰而禮遇胡僧,故而以公家衙邸來安置胡僧——“寺”原爲漢代的公家單位;朝廷以公衙爲僧舍,致使後來“寺”之一名專爲佛寺所保留,佛教在華原爲外來宗教,“寺”之一名,至爲顯矣。這樣的傳播背景,即形成中國佛教的道場風格與格局呈宮廷化,兩千年來大致已成定制了。按此而言,乾隆皇帝改置雍和宮爲佛教道場,說來還與之前一千多年的中國佛教傳播史不謀而合了。

另一方面,當年天子脚下的雍和宮,還與遠在雪域高原的藏密黃教之活佛轉世有著密切的關聯。說起來,藏傳佛教政教合一的轉世制度,即是一種宗教上的傳承制度,然在另一層面,其實更是政治與經濟權利的世襲制——後者尤其是促使轉世制出現的背後因素。

滿清朝廷雖然在入主中原之前即世奉藏傳密教,但對于轄下幅員廣大的疆域——尤其是偏遠的蒙藏邊疆,自有其牽制與穩定局勢的對應性政策。究其實,對京城的朝廷來說,轉世的蒙藏活佛即是地位崇高的宗教領袖,同時也是掌握地方政經大權的一方大員。作爲帝國中樞的執權柄者,清廷務必需要對這一政經權利世襲的轉世制度,取得必要的主導權利。因此,對于蒙藏密教中主要的轉世靈童(如達賴、班禪等最高階位的轉世喇嘛)之鑒定與認可,清廷必得保留其終極仲裁權。除了在蒙藏高原進行嚴格的靈童鑒定程序外,乾隆年間推出了“金瓶掣簽”制,以此來達到執掌轉世靈童最終操控權的目的。乾隆帝以降的整個清代,京城的“金瓶掣簽”一直是蒙藏邊疆政策的重大事項——宗教性與政治性兼備,而後者尤其才是至爲關鍵的;透過“金瓶掣簽”來對其中幾位最上位的轉世活佛人選進行終極仲裁,京城的權利中樞乃得以借之牽制遠疆。

終有清一代,雍和宮便是“金瓶掣簽”的進行地點了。清代締造了歷代中國幅員最大的版圖,而在雍和宮透過政教合一的“金瓶掣簽”,京城乃得與遠天的雪域及蒙古高原一綫相牽,因此,雍和宮的歷史意義可謂重大了……

 

雍和宮三絕

午後的雍和宮,游人疏疏落落的,也許是天氣太熱了,更可能是一般的旅游團隊多未把它給列入行程,因此,我們見到的都是三三兩兩的散客。這樣更好,我想,如若碰到旅游大隊加上大嗓門的導游,那就大煞風景了!

未到雍和宮,早聞有“雍和宮三絕”,即萬福閣的萬達拉(彌勒)佛、法輪殿的五百羅漢山和照佛樓裏的木雕佛龕。據知,萬福閣的萬達拉佛是以整株的檀香木雕刻而成的,其用材自西藏經四川山長水遠地運抵京城,再把八米深的底部埋入地下後再行開雕;十八米高的佛像雕製成形後,再給蓋上樓高三層的萬福閣供奉之,其複雜與艱辛的過程,可想而知了。

雕成後的雍和宮萬達拉佛,乃成北京城內最大的一尊佛像。

法輪殿內主要供奉了藏密黃教始祖宗喀巴大師,其逾十米高的銅像背後的,即聞名中外的五百羅漢山了。五百羅漢山以紫檀木精雕而成,山洞穴窟重重叠叠的,入目即引人入勝,而各呈姿態、表情不一的五百羅漢則錯落其間,他們分別以金、銀、銅、鐵、錫等五種金屬煉製而成,每一尊都栩栩如生,真要仔細賞看的話,恐怕得花上好一段時間呢!

至于木雕佛龕,則在萬福閣的配殿照佛樓裏。萬福閣的照佛樓原爲乾隆皇帝的母親念佛潜修的專屬佛堂,因此特顯精緻。照佛樓裏供有銅鑄的旃檀佛像一尊,而最值得賞看的,還是那以金絲楠木精雕細刻而出的佛龕。該木雕佛龕分內外兩重,連同佛座與火焰背光,其刀工都無比細膩,而其外形則仿似形制小巧但秀氣十足的樓閣,讓人看了不忍移步他去!

然而,最讓人深感遺憾的是,雍和宮內部一概不准攝影,所有讓人嘆爲觀止的精彩展示,都只能烙刻在記憶深處,回來之後檢視存照,都只能找到建築外觀的影像——雖然那也恢宏精緻值得爲之留影,此外,就是當天午後那耀眼刺目的大太陽,以及在銀杏樹下乘凉時抬望所見的滿樹銀杏果了……

 

附記

這是好幾年前的旅游記憶了,雍和宮轉一圈出來,除了戶外耀眼刺目的夏日炎陽和內部的精緻展示之外,還留下一幕很深刻的影像:在悄然無聲的殿閣角落,我總遇見幾個身著藏紅僧裝的青年僧人,但僧服底下總露出西裝長褲的褲脚和皮鞋。那當兒我總是想,他們那是穿上“制服”了上班守廟,還是那當兒北京城裏的藏傳僧人都那樣了?幾年的時間一晃眼就過去了,如今又是如何的景象呢?好奇著……

腦際閃晃兒過的另一個念頭是:以後一定不在夏暑時節到訪北京了,熱!

(2011年4月,慈悲杂志,第74期)

雍和宫

雍和宫

從大馬中文出版談起

⊙杜忠全

跟前輩作家聊天時,問起他們的第一本書,他們往往都會說,哦,那是在香港或新加坡出版的。說著聽著,不期然羨煞今人:在外國出書呢,聽來一點兒都不“甘榜”!然而,話說到這節骨眼上,他們却倒過來欽羨現在的後輩寫作人,說如今出書方便多了,不必像他們般千山萬水地到國外“落籍”,本地也有的是出書管道了。

本地的中文出版,近年來取得的進展,不同世代的寫作人,自有一番不同的體會。從父親的書橱到我自己的藏書,都有不少的本地中文書。不提本地作家的海外出版品,不在少數的早年本地中文書,雖然在版權頁能找到出版社的名堂,但我們大致都知道,那往往是作者的個人出版社;類似這般的個人出版,到今天依然存在。在這一模式下進行出版,作者當然得自行張羅所有的出版事務,包括編輯、排版、美編、封面設計乃至找到恰當的印刷公司來承印,更別說出版之後的發行通路了。這些“瑣碎”却不能免却的諸多事項,往往是作者最感棘手與生疏的。更關鍵的,這些過程都需要各方面的角色來協助,作者兼出版者,當然得籌措出版資金,否則一切免談……

在本地,過去人們常說,要害一個人生活過得不如意,就鼓勵他搞出版吧!但是,愈是沒賺頭的行業,就越成其理想與傳奇性,“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經過現實大環境的風浪之後,能繼續往前的,每每爲數不多的。我們的那些舊藏,通常在它們還沒舊得泛起黃斑,就已成其絕版書了,但這也是文人的理想一度化爲實際行動的時間證明。理想化爲現實了,何以沒將它延續,這不足以道之,但只消約略一想,也能明白個七七八八的。

早前諸多論者都說,馬華文藝是副刊文藝,過去能讓作者發表作品的園地不可謂不多,但作品排印成鉛字發表之後,只有極少數有機會結集成單行本,從而在日新又新且遷流不息的時間裏凝定下來。時至今日,本地中文文藝的生態或許是,發表園地無疑有所萎縮了,但出版機制却改善了不少。今天的寫作人要出書,已經比早期的來得方便許多。但是,我們無疑仍有我們的限制。讀者看到的也許是,本地中文出版似乎百花齊放,各類型的大小出版社紛紛出現,年度出書量大幅度提高,形成在中港臺海外版中文書之外,我們也有了自己的市場與選擇。如換個角度,從作者的立場來看,我們的中文出版即使能勉爲其難地支持一本書推出市場,從而讓出版者、作者與讀者在先天不良的環境各得其所,却無法爲筆耕的作家提供稿酬。是的,我是說出書的稿酬,而不是出版稅,後者是已經存在的。但是,我們的市場不大,版稅算來微乎其微,不足以鼓勵作者心無旁貸地投入書寫;寫書與出書的物質回酬與付出不相等,讓作者與出版者只能將心力的付出付諸千秋與理想,再從這裏得到一定的寬慰。這種情况的限制是,我們很難有作者能專爲了出一本書而埋首書寫,這樣做之後的回報,幷不足以支撑這樣的專業,因而只能有業餘作者了。這是我們的不足,而未來有能力改善這樣的客觀環境否?

然而,近年的大馬中文出版,比起我們前輩所處的年代,可說好上許多了。這麽說吧,有了專業的團隊在做著出書的流程,那些在寫作人眼裏最瑣碎但必要的繁瑣事務,就不勞煩作者來親力親爲,從而能將更多的時間放在寫作與生活上。我看到的却是,早期我們的寫作人將作品送到新加坡或香港去出版,如今却是鄰國的寫作人將作品送來,委托本地的出版團隊代爲處理出版事務,過後再將書送回作者的所屬國度。類似的情况,表明我們雖然幷非完善,却也有一定的優勢,以及尚待努力改善的空間。

大將出版社慶15周了,15年間累積了超過400册書,這無疑是大馬華人文化的重要篇章;在這之前,尚沒有一家純中文且不涉及學校參考書業務的出版社,能將戰綫拉得如此長。我慶幸,在這晚近的六七年裏,我也以某種形式參與了她。像我這種完全無意于處理書寫以外之“瑣碎雜務”的寫作人,如不是這樣的團隊,大概也不會在這幾年裏累積出版了整10册個人作品的吧,我想。

(2014年5月28日,星期三,星洲日報,悦讀版)

從大馬中文出版談起

從大馬中文出版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