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手”和“倒手”及其他——語言與社會主流意識

⊙杜忠全

日常說話,人們一般只是自然而然地按承襲而來的語言習慣來溝通,極少甚或都沒曾留意到語言或語詞當中可能隱含的某種意識的。說中文之前,先提個方言詞吧,說閩南話的人,凡說“左邊”或“右邊”時,雖不是絕對不說“左”或“右”,但人們更常挂在嘴邊的,往往是“正手”與“倒手”,或者是“正邊”與“倒邊”的,是吧?

這樣的話,那就很值得一問了:爲何只是指方辨向的左右兩邊,偏就被指派爲一“正”一“倒”的?

閩南方言以右邊爲“正手”,左邊則成“倒手”,這一正一倒(後者即中文的“倒反”義)之間,其實是堪可玩味的。不是嗎,一個人究竟是慣用右手還是左手來書寫或使力,本來是自然生成的;方言所謂的“倒手”,也就是中文所說的左撇子了,而在廣大的人群裏,左撇子當屬少數,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還是以右手來抓筆拿筷子,也就是以右手爲主來從事生活勞動的。就因爲如此,于是形成了社會的主流認知(或偏見),認爲只有跟大多數人的習慣相一致的,才成其“正手”;如果不是那樣的,就是跟主流大衆唱反調,凡事皆倒反的“倒手”了?

這種崇右抑左的社會認知,如推究起來,或許還能上溯古人的宇宙觀乃至與之不無關聯的政治權職之尊卑論。當然,如扯上這些,就變得複雜許多了:中華傳統究竟是崇右或尚左,這絕不是一句話能概括,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說得清的;尊左抑右還是尊右抑左,在如山似海的古代典籍裏,其實都能找到依據。古代的社會禮儀,往往從他們的宇宙觀貫徹到生理、醫理、政治乃至生活細節,尚左或尚右,不僅隨時代、地域有別而變化,也隨著男女性別之不同、吉禮及凶禮等性質之异而有出現差异,如《老子》第三十一章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或鄭注《禮記正義》有“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之說,都反映了以左或右爲尚,其實是視事而定的。再說古代天子南面稱王,左東右西,一個是日出的光明之處,反之則是日落的黑暗方向,陰陽之對立至爲明顯,而絕大部分的時候,天子多是男性,崇陽尚左豈不順得其理?但如果是女性的話,就一切反之而行了。因此,究竟是左尊還是右尊,有時還得從主觀的立場出發,而不能絕對化的。

别的不說,在政治倫理上,左右兩方究竟孰尊孰卑,在古代是多有變遷的,而人們較熟知的崇右抑左觀念,說來還與漢代有關;漢之前的周代“天道尚左,日月西移”,是以左爲尊的,而漢代之後的唐宋代也尊左抑右,故而歷代以來,政治上尊左的時候還是居多的。無論如何,漢代的司馬遷在《史記》以“左遷”爲貶官的代稱之後,“左遷”之爲貶官,在文言傳統裏也就固定了下來了,此後凡獲罪于當道而遭貶官了,人們就說此人“左遷”、“左降”了,如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其〈序〉自叙曰“左遷九江郡司馬”,實際上,唐代在政治上幷不尊右貶左,“左遷”云云的,只是沿用前代固定下來的文言詞而已了。

只是,在社會的長期實踐裏,左或右其實有其定式:寫字要用右手、吃飯也要用右手,不是如此的,過去很長的時間裏,家裏的長輩們往往要竭盡所能地改變小輩的“不良習慣”。不敢率然地說這是古今皆然的,但在我們承襲先輩而沿用至今的語言裏,往往就反映了這麽樣的一種社會意識。問問那些左撇子吧,他們或許最能體會自身處于“主流”之外的“慘痛遭遇”。一般爲人父母者,他們或者是“正常的”(right hand或“正手”者),或可能同樣是左撇子,但基于自身與周遭人群磨合的不愉快經驗,于是出于爲孩子未來生活之便利著想的“好意”,便趁小就嚴厲地制止其“反主流”的習慣。這所以,不少的左撇子自小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罪惡感:每每不曉得自己究竟錯在哪裏,却一再地被最親近的大人們强制糾正,甚或還加以打駡來制止,而自己只是出于天生的習性地采取一種讓自己最舒適自然的使力姿勢而已了。

古人意識裏的左右或陰陽就尊卑就暫不細加論就了,就說在如今普及化的按鍵輸入之前,古人習字之時秉筆書寫,而漢字的結構及筆順,其實是按右手執筆的習慣而設計的,如果是左撇子來習寫漢字,不說教童蒙習字的先生(很多時候都不是左撇子的)不曉得該怎麽下手來予以指導,就是習字者自身,對眼前發生的事,都會感到很大的不便吧?

因此,過去的主流認知裏,在生活習慣上强制改變左撇子的理由,或許只是瑣碎到“避免吃飯時跟鄰座者手勢磕磕絆絆,一時造成自他的不便”;要是在生活環節裏出現這種左右手相磕絆的窘境,低聲下氣地賠不是的,不必懷疑,總是天生左撇子的那個:先天的麻煩製造者!別的不問,回到日常語言來追究:誰讓你偏是個“倒手”呢?當初聽教了回到“正手”,那就啥事都沒了!“倒手”的少數與主流的多數相磕絆之時,說來那自是對錯分明的,只有回到跟多數人一樣的“正手”,才不再處于社會主流的對立面……

然而,問題却是,誰規定了哪些行爲必然是主流,且又不言自明地扯上對與錯的判定,這當然是不乏討論空間的,但在人們迭代承習的日常語言裏,那是老早就被判定的了,豈不聞“旁門左道”?無論政治上複雜的尚右或尚左傳統如何更替,也不論男女陰陽與左右的關係如何,在人們的片面印象裏,“左”了就不得其“正”了,不是這樣?

語言是人際溝通的媒介,而語詞的形成與使用,也反映了語言使用群體的社會與生活意識,或至少反映了語詞形成之時的社會與時代意識。因此,透過語言來窺探一個社會長期的主流意識,其實是煞有興味的。

(2013年9月10日,星期二,星洲日報,中文大觀園)

“正手”和“倒手”及其他——語言與社會主流意識

“正手”和“倒手”及其他——語言與社會主流意識

紅樓舊憶

⊙杜忠全

自打幼年就與文字厮混,書橱裏羅列著的父親的舊藏書,比起老家四周的墻板,無論如何要厚上好些的,不少舊籍早在識得它們的奧妙之前,就已在那裏等著自己抽出來一窺究竟了。好吧,《西游》好像略去不收——是父親不愛神怪故事?《水滸》啃下了,《三國》一度是高級教育文憑中文科的指定專書,自然得讀個滾瓜爛熟,留下一套《紅樓》——父親買來後署名珍藏的,我偏就是敬謝不敏!

不讀《紅樓》,說來其來有自。早在懵懂的幼年時代,就傻乎乎地看和聽了好幾套《紅樓》的影片或原聲插曲的,于是片面地認定,那不過是寶哥哥和林妹妹窮極無聊又蒼白得可以的愛情悲劇,除了賺取家庭主婦的廉價泪水,還有何值得一看?這印象很頑固,于是一直給擱著又擱著。雖然老在文藝期刊或報章副刊讀到名家嗜讀乃至推薦《紅樓》的文字,偶爾也忍不住抽出來大略翻看,但讀不上開頭兩回,每每就哈欠連連,于是又掩卷擱下了。

一直到决意念中文系了,我才在出國前夕“硬著頭皮”坐下來讀《紅樓》。那會兒肯展卷讀《紅樓》——密密麻麻的三厚册文字,不爲別的,只因人家說,念中文系的至少得讀一遍這書的。爲了進得中文系的門檻,雖然不是挺情願,我還是得好生把這寶黛情事給翻上一回,當時只作如此設想。

結果是,讀上三幾回之後,不光是漸入佳境,而是就此墮入紅樓的偌大迷宮,直恨自己早前怎麽如此輕率地閑置它?在字裏行間揣摩紅樓大觀,嘆如此細緻美好的文字世界,豈是那麽些聲光影像所能揣摩?幸好,幸好終于還是沿著文字舊迹來把這頑石幻事給淺嘗了一輪,否則豈不讓光影誤了曹雪芹或脂硯齋的一番心思?

說當年的讀《紅樓》,更得一提的是,這是我從父親的書橱裏淘出來讀的最後一套書了。讀罷《紅樓》幷歸了位,我就離開童年舊家,到异國的山崗望都會的紅塵滾滾了。無獨有偶,臨畢業的那一學年,長期研究紅學的皮述民老師開了門“紅樓夢研究”專題課,于是我毫不猶豫地勾選了;這一年兩個學期的選修課,總不斷地勾起我去國前在老家讀《紅樓》的情景。

只是,紅學課修畢了回國,我就再也回不到童年舊家,而包括《紅樓》在內的父親的藏書,也只能封鎖在回憶裏,再也淘不出來了……

(2012年10月27日,星期六,星洲日報,星雲版-書海謎踪拳專欄25)

紅樓舊憶

紅樓舊憶

島城故事多:讀杜忠全的《老檳城的娛樂風華》(3)

⊙李有成(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中山大學合聘教授)

杜忠全的老檳城系列著作其實都是記憶的書。這些記憶一部分為作者本人所有,另一大部分則屬於他人——尤其是比杜忠全年長者。有趣的是,這些個別的記憶最後似乎組構成集體記憶,是許多上一、兩代檳城華人的共同記憶。記憶在當代理論與思想中是個非常複雜的課題,不待佛洛依德介入這個課題的討論,聖奧古斯丁在其名著《懺悔錄》(Confessions)中早就告訴我們:

記憶……就像一片廣大的田野或者一座巨大的宮殿,一座儲藏着無數各式各樣由感官知覺傳送而來的影像的倉庫。這座倉庫也貯藏着所有我們透過感官知覺而增減修飾的思想,同時也儲備着任何我們付託保管的東西,直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被吞噬且被掩埋遺忘為止。

聖奧古斯丁的話說明了記憶與情感和情動(affect)之間的關係,當他以「增減修飾」之類的字眼描述思想與感官知覺之間的互動時,他其實也在暗示記憶是如何紛陳雜亂,甚至如何渺不可及。記憶無所不在,但記憶又多半零碎、隱匿,乃至於行蹤成謎,重建記憶的過程因此繁複而曲折。這樣的過程在在可見於杜忠全書寫老檳城的計畫。杜忠全也許不曾意識到,他的老檳城敘事雖然建基於他自己與其他個人的回憶,這些破碎、片斷、凌亂的記憶最後竟不無弔詭地構成了他的版本的集體記憶。

這些集體記憶其實隱含記憶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我說「隱含」,因為杜忠全在他的書寫中從未明說,其實那是屬於政治潛意識。回憶,當然是在回憶的內容已經消失之後。這些內容以記憶的面貌存在,但記憶的面貌支離破碎有如上述,在重建記憶的過程中,要選擇什麼,要如何選擇,甚至如何重建,又要重建些什麼,在在涉及了複雜的記憶的政治。以杜忠全的老檳城書寫計畫而論,這個計畫不僅在召喚老檳城人的集體記憶而已,其實也同時在有意無意間賦予老檳城特定的身分意義。

檳城是個後殖民城市殆無疑慮。一七八六年八月十一日,服務於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商人萊特(Francis Light)在現今關仔角的康華利斯堡(Fort Cornwallis)登陸,以向吉打蘇丹租借為名,將華人所稱的檳榔嶼或馬來人所說的Pulau Pinang改名為威爾斯親王島(Prince of Wales Island),從此檳城被納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除太平洋戰爭期間短暫的三年八個月外,至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為止,檳城實質被英國殖民統治了近一百七十年。因此檳城至今仍處處殘留着有形的殖民遺跡,如維護完好的殖民建築與供人憑弔的防禦工事等。此外,檳城的許多地名和路名依然保留着印記鮮明的殖民色彩——檳城的首府現在仍延用舊稱喬治市(George Town),當初顯然是為了紀念英王喬治三世而命名的。

不過在杜忠全筆下,老檳城卻另有一番景象。依我看來,他的老檳城更是一個充滿了華人記憶的離散城市。別的不說,他在二○○九年出版的《老檳城路誌銘》就清楚標誌了他在殖民歷史之外力圖保存華人離散記憶的用心。我在短文〈觀音亭〉中曾經提到,「檳城的華文地名綿遠流長,自成系統,所據多為華人社群的歷史經驗,對官方說法多半不加理會」。林春美在《老檳城路誌銘》的序言中把我的上述命題說得更為清楚:

在檳城歷史的不論是殖民抑或後殖民階段,喬治市許多官方命名抑或重新命名的街道,始終與檳城人民口頭流傳的路名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與歧異。較之多在紀念某人某事的官方路名,民間路名裏收藏的卻是市井的生活面貌。這些殖民歲月嬗變而逐漸風化、不曾銘記於任何一面路邊小牌子上的市井生活,彷彿只是一段段僅能靠口耳相傳的歷史。而將口頭路名所承載的「故」事書面化,在某個程度上保存檳城人民對於某個年代某種生活的集體記憶,是杜忠全的「路誌銘」的最主要意義之一。

換句話說,杜忠全透過這些路名的考掘,希望在官方的街道命名系統之外,模塑另一套主要以華人的離散記憶為基礎的命名系統,提供有別於官方說法的另類歷史,而這樣的另類歷史,在時日推移之下,或者在新的國族論述刻意操弄之下,是有可能日漸模糊,最後甚至於消逝殆盡的。就憑着杜忠全所說的這份「老式的喬治市街道圖」,他——還有許許多多散居於他鄉異域的檳城遊子——找到了另一條回家的路,也看到了路上另一番面貌不同的城市景色,攤在眼前的更是一則則的離散故事。以我離開檳城前所住的Burma Road而言,路名稱緬甸(Burma,現在國名為Myanmar),極可能與英國對緬甸的殖民統治有關,不過華人在日常生活中卻把這條路稱作車水路,原來這裏早年曾經被稱為牛車水,這個地名顯然出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華人的生活記憶。那時代的華人,依杜忠全的說法,「不管是閩南籍還是廣府籍,確實都把那裏喚作『牛車水』」。當然牛車水日後又被簡化為車水路。這是舊日的殖民歷史與華人的離散記憶相互頡頏或各行其是的一個例證。

杜忠全的新著《老檳城的娛樂風華》無疑也是屬於類似的計畫。這本書第一輯所敘彈唱藝人陳同同的故事固然純屬華人的文化記憶;第二輯記述的「市井休閒與娛樂」,也完全與華人社群的生活記憶密切相關;第三輯談老檳城的大型遊樂場,新春滿園不論舞台表演、美食天堂、遊樂場,或書店與租書店,都是為了滿足華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即使大世界與新世界遊樂場,據杜忠全的敘述與我少年時代的記憶,其服務對象也以華人為主。因此整體而言,《老檳城的娛樂風華》所刻意召喚的,顯然是檳城華人的集體記憶,其所重建的則是有別於官方敘事的華人的日常生活史。這個計畫意外地鬆動了官方敘事的霸權地位,找回官方敘事在有意無意間忽略或抹除的過去。

我在上文中以較多的篇幅討論了《老檳城的娛樂風華》的第一與第三輯,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想約略談談本書的第二輯,並藉此對文化記憶的議題稍作申述。本書第二輯比較零碎地回顧疇昔檳城華人日常的休閒與娛樂活動,其內容包括生活公市裏的粵曲演唱、日本橫街的走唱人與街上的風塵往事、唐山大戲的滄桑歲月、歲末年俗在實踐上的變化、東方花園的休閒設施、英資百貨所提供的逛街樂趣等不一而足,內容看似瑣碎而欠缺系統,實則也相當全面地觸及昔日華人普遍的日常生活與娛樂需求。而在這一輯中,寫的較為深刻且牽涉較廣的當屬唐山大戲一節。

所謂唐山大戲,實際上主要指的是閩南戲曲。根據杜忠全的敘述,檳城閩南社會的戲曲活動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即已存在。一九三○年代初,廈門的鷺江劇團曾經到檳城演出,當時大家就把劇團演唱的曲調稱為「鷺江調」。不過在往後數十年間,對檳城閩南戲曲帶來真正影響的卻是日軍南侵前夕來自日據臺灣的兩個戲班,即丹鳳社與鳳凰社。由於大受歡迎,其他臺灣戲班也跟進南來,這些戲班演出的都是源於閩南一帶的戲曲,在臺灣被稱為歌仔戲。因此也叫臺灣戲。後來新加坡與檳城兩地的藝人合組本土閩南劇團,既不能稱唐山大戲,也不宜叫臺灣戲,結果大家就稱之為福建班。這也正是我少年時代所熟悉的叫法。我要到臺灣求學以後,才知道臺灣的歌仔戲原來就是自己以前所熟知的福建班。在我小時候,母親偶而會帶我去探望另一位舅舅,我依稀記得,舅舅一家住在一個大雜院裏,裏面就有福建班和布袋戲班。布袋戲的正式稱呼為掌中班,我們小孩子卻以福建話(閩南語)把布袋戲戲稱為「摸尻穿」,即摸屁股之意。

杜忠全提到一九六○年代前後檳城福建班的著名藝人月裡桂:「月裡桂原是臺灣鳳凰班的藝人,戰前隨團來檳,當時的藝名是月中桂,後來長期滯留檳城,自己組了戲班之後,便改了月裡桂的藝名。說老檳城的閩南傳統戲曲,戰後五六十年代的那段記憶,肯定是少不了月裡桂的。」可以想見,出身鳳凰班的月裡桂所承傳的是臺灣歌仔戲的傳統唱法。臺灣歌仔戲在檳城華人社群所造成的另一次高潮卻是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拜電視與錄影帶所賜,歌仔戲紅星楊麗花、葉青及唐美雲等先後率團到檳城的大會堂演出。到了一九九○年代,來自福建漳州、廈門一帶的薌劇,漸漸與歌仔戲結合,為檳城華人帶來另一番新的體驗。

顯然,超過半個世紀以來,閩南戲曲在檳城華人社會的遞嬗與流變,其實與整個外在的政治與文化環境變遷是密不可分的。以檳城華人對閩南戲曲的領受而言,不論是鷺江調、歌仔戲、福建班或薌劇,甚至陳同同個人的彈唱藝曲,也不論是從福建或從臺灣播遷檳城,其中所牽扯的是閩南社群藕斷絲連,卻又生生不息的文化記憶。這些文化記憶超越政治時空,把不同世代與不同地區的閩南人聯繫在一起,而離散所累積的象徵性資本,也對閩南戲曲的傳承與流變,為我們提供了更寬廣的新的視角,帶給我們全然不同的認知與體會。

從這個角度來看,杜忠全的《老檳城的娛樂風華》顯然非僅關乎舊日檳城的吃、喝、玩、樂而已,跟他的其他書寫老檳城的計畫一樣,這本書傷悼一個時代的過去,而在傷悼,在拼貼檳城華人的集體記憶之餘,他在書中所部署的記憶的政治一方面為老檳城尋找另一種與華人離散經驗有關的歷史身分,另一方面也間接挑戰了過去二、三十年來新的國族論述意圖泯除華人歷史記憶所設定的政治議程。

不過對我個人而言,《老檳城的娛樂風華》這本書就仿如杜忠全在〈潛回喬治市老屋〉(見《我的老檳城》)一文中所描述的螺旋木梯,引領我回去尋覓那「被遺棄在荒蕪裏」的「一幕幕堪可回味的青春記憶」。再回頭凝眸,燈光,莫非真的「只在青春的那一頭亮着」?

——二○一三年七月四日於中央研究院

(2013年10月1日,星期二,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

《老檳城的娛樂風華》與同時出版的《中文,你懂多少?》書影

《老檳城的娛樂風華》與同時出版的《中文,你懂多少?》書影

世遗文化城还是旅游景区?

⊙杜忠全
2008年冠上世遺文化城的光環之後,過去原本是住商合一的島城喬治市,也就從四方八面涌來了國內外游客;壁畫熱潮開始以後,旅游人潮比起以往尤其更多!游客來住游客來玩游客來消費等等,這一經濟誘因下出現的新趨勢,會否讓原本作爲文化遺産來提請保護的有形與無形資産,反倒成爲被消費的對象,甚至發生大幅度的變化,以致與申遺的初衷相違背呢?
變化是漸進的。入遺之前,喬治市是檳城濱海休閑游的過渡站,雖然總能見到游客的身影,但城市觀覽不致形成主題。入遺之後,喬治市的多元文化風情,包括有形的建築古迹和無形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實踐,在城市旅游蔚爲風潮之後,開始成爲旅游觀覽的對象……(略)
喬治市遠不是僅只以它數以千計的戰前舊建築來入遺,更還有這有形空間裏的無形文化,包括各民族的住商活動。入遺所要保護的,幷非人們眼見的物質性古迹,更包括了無形的文化遺産,而後者在入遺的經濟效應之下,其生存土壤將日益受到壓縮。更甚的是,古迹建築在原住戶與用戶被經濟大潮卷走,原本回蕩著生活聲息的舊房子成了“古迹酒店”,這一趨勢如未受到關注與控制,將來游客來世遺文化城,除了看旅游商業的蓬勃和南來北往的游客臉孔,就是難覓與這方水土聲息相連的容顔,要讓人情何以堪呢?
入遺其實算不得美好的結局——那其實是漫長護遺路的開端,而目前的情况也未致不可收拾,在這一歷史風口,我們也許還來得及做一些什麽,算是這一代留給下一代的時間禮物吧……
(2014年3月,普門雜志,第170期)

世遗文化城还是旅游景区?

世遗文化城还是旅游景区?

誰的檳榔嶼,誰的城

文:宋燕鵬(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曾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客座研究員)

每個人都會有童年,但只有長大以後才能够明白,童年對我們每個人意味著什麽。長大後,回望童年的記憶,若隱若現,深深地印刻在腦海中,却又仿佛什麽都沒發生過。我們度過童年的地方,就是故鄉。故鄉,是每個離家游子魂牽夢縈的地方。那裏有成長的每個片段,兒時的夥伴,舊時的街道,堆砌起來一個完整的畫面。每個人的童年各不相同,但却又是那麽的似曾相識。

“靠在渡輪的甲板上巴望著島和城,這是從小就熟悉不過的畫面,但是,它會成爲自己懸在遠方的綿長思念嗎?”杜忠全在《戀念檳榔嶼》中面對檳城詢問自己,而我也曾有過類似的問題。17歲第一次離家求學遠方,父親親自送我到大學報到,等我安頓好後,我送他登上回火車站的巴士,揮手告別時,我還沒有感到任何的悲傷,因爲新生活即將要開始的興奮才剛剛涌起。又過了17年,再回想當年向父親揮手告別的瞬間,原來那就决定了我已經要開始遠行的步伐。

騎著摩托車,杜忠全不斷地在爲我們鋪展他童年的記憶。重陽節去千二層登高,去看阿依淡水壩的山水,再到蓮花觀追憶一段青春年華。到山那邊的浮羅山背,吃一碗叻沙,再到西南絕境的美湖,暫時把世界遺忘。早年的綠竹成蔭,運動鞋踏過橋板的聲響,橋下傳來的村童嬉水的清脆笑聲,那麽遠,却又是那麽的近。

大學第一個寒假回家,突然生出要把那個北方縣城走一圈的念頭。生活了17年,總想出去看看世界,可是走出去了,却總是想念家門口的那條路。于是在大雪紛飛次日的那個午後,獨自穿過從未走過的小巷,看到不一樣的“景色”。回到家,我和父親互相分享對這個小城的記憶,突然發現,原來這個小城,才是我和父親之間最親密的那個精神世界。

可能中國人“安土重遷”的觀念太過嚴重,也可能是對先人墳墓所在的牽挂,“故鄉”不僅是記憶的開始,還是人生的歸宿。無論榮辱,都和這片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桑梓之情”貫穿兩千年的中國文化中。不管是西漢以來的“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綉”,還是我們南來華人對出生地的歷史記憶,也許“故鄉”就是血液裏流淌的文化之根,也許就是人生歷程上的一個標簽,都那麽鮮明地存在于我們的腦海中,綿綿不絕。

“離家時沿朝日的金輝橫渡,回程時在兩岸燈火迷離中夜渡,每每鑽入這熟悉的老船艙,就像縱身探入了時光隧道,許多近似童年又不僅于童年的况味與記憶畫面,一時都紛至沓來攏前而來了……”

“誰的檳榔嶼”,那是每個在檳榔嶼度過童年的人的檳榔嶼。

“誰的城”,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故鄉”的城。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光華日報,異言堂)

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4/03/04/1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