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具貶義?

◎杜忠全

以前讀報,看到新聞報導中出現古跡分子云云的,總覺得很錯愕:怎麼我認識的那些古跡保護者都成為分子了?這種直覺是其來有自的。

君不見這些年來我們的世界都被恐怖分子搞得暈頭轉向?如果這是遙遠的,那近在眼前的,我們身邊也不乏破壞分子不法分子乃至造成社會形勢不安的極端分子,待人接物中難免也遇到一些麻煩分子;如果在校園裡,更會面對一些搗蛋分子!這些與那些,讓分子無疑都變壞了。於是乎,在人們一般的認知裡,分子便帶有貶義了。

那麼,分子一定是貶義的嗎?如是這樣,那又怎麼解釋知識分子積極分子精英分子分子應該是中性,具褒貶義的,是這偏正詞中的修飾部份:恐怖分子之類的當然具貶義,但精英分子無疑是褒義。

按說沒規定分子不能搭配褒義詞的,但構成當前我們對分子之片面認知的,恐怕與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波動及具政治意識形態語詞之傳播與接受有關了。

從事古跡工作而稱以分子,這種搭配大致沒錯,如果那是說,投身古跡保護的仍屬社會中的特定群體,而他們仍屬少數的話。反而要問的,是分子一詞何以揮不去貶抑的印象?

20111012日,星期三,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8

份子與分子

◎杜忠全

搭配的詞彙,如恐怖極端等,眼下已是常用的了,但在一般使用上,份子似有牽扯不清的狀況,故約略一說。

是指整體裡的一部份,作為量詞的且不提,構成詞的份子是指集體送禮時各人分攤的數額,延伸之則指禮金。

相對而言,就複雜得多,對20世紀以來的白話中文而言,這原是個外來詞,清末民初時期自日本引進的。古漢語原有的分子是按傳統宗法社會之關係來說的,與現代漢語的明顯有別,故20世紀以來廣泛使用的“XX顯然別有源頭,不自古漢語而來了。

中文的分子一詞源自日本,初指化學分子(fēn zǐ)等之類的數理成份,將份子人格化而指群治社會的某個團體(讀fènzǐ),其實也出現在日本。在近代中國,梁啟超是最初這麼用的人,而梁氏曾在百日維新後避居日本,此是眾所周知的。

梁氏所處的清末民初,正值中國社會激變,尤其帝制被推翻後,國民意識逐漸抬頭,社會與群治云云廣被談論(插話說一句,社會也是那當兒輸自日本的新詞),而個人乃至某些公民團體作為整體社會的構成部份,則被視作了。

原是數理概念,人文化之後,組成整體社會的個人或小群體則在中顯出其人格與面目,是近代的社會變革投射在語言當之上的一例了。

20111011日,星期二,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7

馬新還是新馬?

杜忠全

馬當然是馬來西亞,新即新加坡,如今兩國各不相屬,但歷史淵源深厚是不在話下,獨立前的歷史尤其難以切分——半島南部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上尤其非一條國界線即能與彼岸區隔的,因此在口頭與書面上經常都連稱。一衣帶水而關係密切卻讓歷史風雲給推開的兩國,在連稱之時究竟孰先孰後呢?

小學時有一門課叫地方研究,課本中介紹了連接兩岸的長堤,說那是星柔長堤。說起來那究竟是還是?關於Singapore的中譯,除了某些沿用舊譯的專名(如公司行號等)之外,如今都用字了,或是,如今應已不成困惑才是。問題是連稱:到底是馬新還是新馬呢?

馬新或新馬,其實得視情況而定:如是新加坡方面之說,當然是新馬,但站在我們的立場,當日說的是馬新了。

台港或中國旅遊界慣常並舉新馬泰”——東南亞這三國常被他們辦成一條路線,這或是人家最熟悉國際都會新加坡,因此總冠在前頭。輪到我們來提的話,還是得說馬新泰為宜。這就如中國連稱香港與台灣稱港台,台灣方面則稱台港:在地人自尊自重而主客分明的一種態度。

因此,馬新還是新馬,無關褒貶還是甚麼情結,端看究竟站在哪方面的立場來提。如本國人依然用著新馬,似有主客不分之嫌了。

20111010日,星期,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6

佛典數位化與藏經個人化——杜正民教授談CBETA電子佛典集成

◎杜忠全

1998年首發的試用版以迄今日,中華電子佛典已歴經十二個年頭,我雖身在大馬,卻也每年輾轉獲得更新版本,2010年最新版出爐之際,正巧自己身在法鼓山,便與多年來主其事的杜老師約訪,請他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投入佛典數位化工程的內部思考與未來展望說個梗概。

細說從頭

1998年,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成立(簡稱CBETA),當年推出的試用版先從般若部著手,經三年半才完成《大正藏》全藏的輸入,進而轉入《卍字續藏》。杜老師說,為方便計,他們以每五年為一期,第一期做大正藏,第二期側重卍字續藏,目前是第三階段,陸續在做《嘉興藏》、《趙城金藏》乃至藏外佛典、石經等部分的輸入。2011年開始,CBETA將與臺北國家圖書館合作,把該館所藏善本書而未曾入藏的佛典電子化;這部分包括刻本與寫本,後者即含敦煌資料了。關於敦煌資料的輸入,我說,這是否會跟歐洲學界的某些成果重疊?杜老師隨即釋疑,說電子佛典計劃與歐洲學界整理敦煌資料的方式有所不同:

“我們做的是全文輸入,歐洲方面是按原圖檔進行掃描。”他說:“電子佛典的特色是不光可以看,還可以再應用和編寫,使用者可複制文字或按引文功能來直接引用。”

“如果是寫本電子化,”我繼續追問:“那些俗字的辨識和輸入是否有難度呢?”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挑戰了!”杜老師說:“所以,未來我們的一個長期工作計劃,就會落在寫本電子化上了,這是無法回避的。”

重新編目與藏經個人化

電子佛典推出之初,有人質疑主事者為何要重新編目,而不將大正藏的《昭和法寶總目錄》直接輸入,是未獲授權?

“是的,這部分日本方面的確未授權給我們使用,連同圖象部也一樣。”杜老師率然地說:“但除了這個,我們還有自己的考量……”

為電子佛典重新編目,當年在會議上面對這一質疑,他在現場即予以回應,即電子佛典還要繼續往下做:完成大正藏之後,還要把大正藏以外的佛典匯整而入。大正藏是近代人編的,雖然很豐富,但並不完全涵蓋所有的現存佛典,更遑論近數十年來出土的新資料了。

“而且,經過這十多年的發展,我倒覺得,”杜老師說:“這編目其實也可以開放給使用者自己來做。現在的數位功能很強,不同專業或側重點有別的學者,可以按自己的研究主軸來應用電子佛典編一套自己的藏經。這也就意味著,將來編藏會是一樁很個人化的事,這是必然的趨勢。”

電子佛典的標示功能

陸續編藏,電子佛典以大正藏為主而編入其他的藏經,經典收錄方面不重疊,但如有版本上的差異呢?

“電子佛典最重要的其實不只在於文字輸入,我們還做了很多的標記。”杜老師說:“這些標記即是在處理諸如校勘、版本等問題;用標記的方式,我們就無需重複輸入相似的經文了。其實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做校勘,而是先做資料比對,比如目前在做的《趙城金藏》;我們之前已針對以《金藏》為底本的大陸《中華藏》做了比對,現在《趙城金藏》入館了,我們又再做了一次。無論如何,目前電子佛典協會並沒有足夠的人力與能力去做所有版本的校勘,這也是未來還可繼續努力的部分。”

關於電子佛典的標記功能,杜老師進一步解釋,說有了確定的單一版本(即大正藏)之後,他們就可將其他版本的同經異文據以標出。大正藏當年也做了校勘,但如原校勘有誤,或一些新發現的版本,就可以在標記上予以添加了。

“難道《大正藏》當年沒把《嘉興藏》納入校勘嗎?”我不無疑惑地問。

“有,但不多。”杜老師說:“而且,大正藏當年號稱以《高麗藏》為底本,我們把這兩套藏經拿來比對之後,發現事實未必如此,其中的差距多達一萬多筆,整個校勘的成果,都呈現在CBETA的光碟和網頁了。”

“那麼,句讀呢?”談到重新校讀大正藏,我隨即想起大二時讀吉藏的《中觀論釋》;讀大正藏的《中觀論釋》,幾經遲疑之後,後來我還是拿起紅筆,一一為那些不堪卒讀的句讀重新調整。大正藏的句讀問題,我是有所領略的。

“哦,這是老問題了。”杜老師說:“完成大正藏的輸入後,我們也著手做新式標點,大致已完成近半了,這算來是電子佛典的新貢獻了。”

開放的線上資料

每一年新版的電子佛典,都是對舊版本的修正和新增。過去一年裏使用者的回饋,包括一些錯誤和缺失,尤其是版本上的問題,主事者都盡量予以納入和改進,也對使用者的回饋感激不已。

“那麼,電子佛典是否考慮采維基百科的互動模式?”我試探性地問。

“我們一直都希望這麼做,很想!”杜老師很誠懇地說:“我們的理念就是, Web 2.0的時代來臨之後,使用者對文本是可以參與與修訂的,這裏頭可以產生一個機制。但是,CBETA在走到這一步之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即必須有足夠的數據量,同時這機制要很完整。有了這前提,我們就能走到與使用者即時互動的全開放模式,也更能契合新時代的需求了。但是,這可能得分步驟來落實……”

杜老師說的分步驟,是先開放給特定領域的學者,如某一些學者專精於某些經典,那就開放這些學者來參與線上修訂;未來機制更完善後,才對所有的使用者開放。

這樣,是否就不需要每年推出實體光碟了?我問。

“是的,我們一直都在思考這問題。”杜老師說:“目前顯然還有這個需要,因某些偏遠地區還沒辦法連網,一些地方的網速太慢,無法有效應用網上資料庫。其實,我們每一次推出新的光碟版,都會有一個壓縮版本上載到CBETA網站,大家都可以上網下載,不需要索取實體光碟的。但是,這麼做的前提是網路系統必須完善,否則就會面對無法完成下載的問題了。”

無論如何,這是個未來趨勢,將來,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將針對使用者情況來調整,比如減少光碟的發行量,鼓勵大家線上下載網路版。關於這一點,杜老師說,除了客觀的網路配備條件外,其實也牽涉到使用者習慣:

“新一代的使用者不像老學者,後者往往需要有一個實體的東西握在手裏,而新世代的使用者則覺得,他們其實只需要一個介面,其他的資料放在遠端,自己隨時連線使用就行了,甚至都不需要把資料下載了占據儲存空間。”談到未來趨勢,杜老師繼續說:“甚至那些經過自己編輯和整理的資料,都可以選擇存在自己的電腦或遠端,這都是未來可行的。後面說的還是一個夢想,但很快就會到來了……”

獨立運作,不隸屬單一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的成立,是因為早期臺灣有一群人希望可以做出電子佛典,但討論經年而未見成果,其時杜老師正與恒清法師著手建立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的佛學數位資料庫。那時一位蕭振國先生自己出資在大陸請人輸入大正藏,並且完成了首25冊,他把這階段性的成果無償捐出。以此初步成果為基礎,他們結合一群志同道合者成立了T25,初步構想是先把大正藏的首25冊給完成,再擴大到其他的部分:

“我們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募得的第一筆款項,是恒清法師向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募來的。”回顧電子佛典的起步,杜老師說:“開始的測試版是每半年出一張光碟,大致穩定後維持一年一張。早先是每年2月份推出的,但有一年我們的作業有所拖延,慢了兩個月推出,這才變成目前的4月份。我們還在討論是否要恢複原先的2月份,但這樣就勢必造成某一年我們的作業期限比較短……”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早期多采義工制,後來則多委外,請兼職人員來協助,正職人員只得五位:

“我們的經費本來就不多,協會會址早期設在龍江街的慧日講堂,後來雖然搬到北投光明路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但並不隸屬法鼓山體系,而是獨立運作的。”談到協會的運作,杜老師強調:“我們的基本概念是,佛典是屬於大眾的,雖然這些年來很多的資源和經費都來自法鼓山,尤其早期聖嚴法師給予我們很大的支持,但雙方都很清楚這樣的定位,而從不把佛典當作單一單位的資產。”

結束談話之後,我沿著貫接圖資館與宿舍之間的廊道往回走,時正春寒,入夜後,山上的氣溫尤低,濕冷的風從對外窗的縫隙灌入,這才讓我感到凍冷;方才拿著當天出爐的光碟跟杜老師談佛典電子化,卻只感到他的一片熱心腸,談興正酣時,竟把四下的寒意給驅退了!

杜正民教授簡介

中華數位佛典協會 總幹事

法鼓佛教學院 專任教授兼副校長

歴任中華佛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網資室主任、圖資館館長等。

2011120日,星期四,南洋商報-登彼岸版-佛教數位化.上篇

幼稚園?

杜忠全

幼稚園,我們從小就熟悉的叫法,有問題嗎?

我們這裡慣常說的幼稚園,指的當然是Kindergarten,對中國而言,這跟學堂一樣是舶來品。19世紀前半葉發軔於西方社會的學前教育,在中國則由教會率先引進。學前教育自西方進入中國,那還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光緒年間的事,最初定名為蒙養院。蒙養院之名略嫌文縐縐,未知在中國內地普及否?同樣處在大英帝國殖民下的馬新與香港,則另行喚作幼稚園字且給按下了,為何把裡頭的童蒙小兒概皆視為幼稚呢?

幼稚園之稱究竟源出香港或馬新,這或許有得考究,因就歷史背景來說,過去的馬新與香港在殖民歷史上是連成一片的。然就大中華地區而言,迄今香港仍是其源出與普及地則為事實。幼稚園在馬新香港通行的閩粵方言中廣泛使用,中台的普通話與華語則稱幼兒園。

從中文共同語的層面來推敲,幼稚園之稱頗為不妥:按說幼與稚同義,合成詞也指幼年小兒,但這詞另一使用更廣的意義,是指稚嫩不成熟與經驗不足,詞語色彩具貶義。

幼稚園當然讓人聯想到園裡的小孩不成熟與孩子氣,實際上當然也是如此,但這是此一年齡階段的幼兒本該如此的,何勞貶抑?

一般人們說某人幼稚云云,是預設其不該如此而居然如是,故有此貶斥。對學齡前的小孩,他們的童蒙園地還是以中台通行的幼兒園來得合宜吧?


2011107日,星期五,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5

探訪檳城的google map

文:楊善勇

入住鬧市的香格拉酒店,參加城市規劃局那一回研討會,檳州首席部長還是民政黨的許子根博士。十餘年前那個當兒,《屋租統制法令》的存廢正處沸沸揚揚的當兒。摩登的酒店窗外,是一片古色古香:街道是老的,記憶是甜的,天氣是暖的。

夜晚走在路上,黯然的街燈,投影先民到來的那些腳印,我們心裏真的還記得嗎?功力深厚的古跡學者張集強先生說得沒錯,幸有杜忠全兄,書寫了《老檳城路志銘:路名的故事》(大將,2011),記錄了42條老街的那些故事。

位於通往武吉占姆路及青草巷之間的葉祖意路,事到如今只是一條不到一公路長的道路。就像吉隆坡的葉亞來街,短得像瑪莉·奎恩特(Mary Quant)設計的迷你裙,完全不能反映葉祖意當年的富貴和風光。

忠全兄日夜見之,能不感慨嗎?漸行漸遠了。念紀甲必丹鄭景貴的亞貴街,熱鬧不再了。唯一難得似乎是那間創設1947年的南山茶室:名字是華人的,業主是印裔穆斯林,一個馬來西亞得很。

所有的陳年往事都逐漸鮮活過來了。彭加蘭哥打區的崔耀才路上,斑駁陳舊的是五腳基,不朽的是崔耀才腳踏實地,獨力獨立為民服務的精神。可是,年輕的後起新生代,恐怕全生疏了。誰是崔耀才呢?

圍繞在發展洪流之中,檳城完全地變樣,輝煌一時的港仔也遽然變色了,讓路予光大高樓,全國第一的成就。如今唯一留下的記憶,似乎只剩下林萃龍路Jalan  Dr. Lim Chwee Leong)。

林萃龍醫生的大名,大家或許還算熟悉。但是,諸如丕竣路、謝丕雀路、林耀椿路呢?杜忠全兄著手的,可貴之處,正是把那一些鮮為人知的這一切,化為一頁頁紙上的記錄:

吉寧仔街、大門樓、牛幹冬、牛車水、二奶巷、愛情巷、孖水喉、舢舨巷、大水井、椰腳、柴路頭、柴埕Ⅰ、柴埕Ⅱ、鹹魚埕、胡椒埕、刣牛後、火車路、中路、港仔墘、港仔口、吊橋頭、畓田仔、打石街、高樓仔、色蘭乳巷、大街、中街、新街、社尾、過港仔、甘榜內、油較路、風車路Ⅰ、風車路Ⅱ、緞羅申、新萬山、五盞燈、打銅仔街、打鐵街、釘牌間、打索街、漆木街……

每一條街,皆是一段祖先千裏迢迢南下拓荒的過去,見證了香格拉也見證那坐在PG1後座的車主隨著海嘯一夜之間換上新人。《屋租統制法令》和許子根博士,也逐步成為檳城浩瀚歴史的一(小)部分。

唯有杜忠全兄新版專著,如今化身一冊探訪檳城的google map,展現42道絢麗典雅的風景,如懸念之中香格拉那般恬然。摩登的酒店窗外,現在仍是一片古色古香:街道是老的,記憶是甜的,天氣是暖的;黃文強栽種的那一棵茉莉是動心的。

201179日,星期六,光華日報,異言堂)

談一談“寺”

◎杜忠全

近期回教之中文改稱伊斯蘭教之事暫且不表,回教堂改稱清真寺,讓我不得不多說一番話。

按中國的宗教與祭祀場所而言,其建築或稱,當然也有等等的,這些都有其本土文化的淵源,唯獨之一名,總透露其本屬外地傳入的歷史淵源。

佛教在漢代傳自西域,因此暫予安置在官方對外單位的鴻臚寺,過後便成了佛教僧團駐地的專名——佛教在漢地屬外來宗教的歷史密碼一直都在;一二千年來的漢傳佛寺建築,大多皆呈宮廷建築的外觀與格局,大致與其初傳階段之接待單位屬官方層級不無關係。

伊斯蘭教在中國內地也是外來宗教,按中國人的認知,其膜拜場所冠以之名,自有其正當性——至少標示了其原屬外地傳入的淵源。就中國現存的宗教建築而言,主要是佛教與伊斯蘭教之建築以名之,因此二種宗教皆非漢地本土所創生的。

如今的漢傳佛教仍以稱其建築,蓋為一種歷史性沿用,而之名也已宗教化,漢人宗教中,佛教用之;回族等穆斯林的宗教場所,也稱以名,但這在在都顯露著歷史上的漢人觀點。

提出這一點,並非質疑本邦近期改用清真寺之舉,只是提出來,說這有著中國漢人千餘年延續的歷史觀點,但人們未必都意識到的吧?

2011106日,星期,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4

伊斯蘭與清真

◎杜忠全

 

近期因中國及大馬華裔穆斯林組織相偕拜訪中文報社,並且提出我國華社迄今使用的“回教”、“回教堂”等詞不符國際中文(主要是中國大陸)的使用習慣,故而建議修正之。中文報依循此意見而采取相應的行動,旋即改回教為伊斯蘭教、回教堂為清真寺、回教徒為穆斯林、可蘭經為古蘭經,並將過去未統一中譯的Halal food也稱作清真食品;爾後連泛馬回教黨也要求中文媒體統一其黨名之中譯,今後概以馬來西亞伊斯蘭黨稱之矣。這裏且就此課題約略一談。

如就規範中文的角度,回教屬伊斯蘭教的別稱,回教堂、回教徒等詞則不可謂必然不規範。但是,將Islam稱作回教,其實是源自過去中國漢人主流社會對該宗教的片面認識,只當其是回回族所奉的宗教而長期作如是稱,該稱呼當然不可謂精確。華人南來之後,相關名詞也攜同南遷,並且一直沿用至今。如今臺灣雖仍沿用,但中國大陸已就後來的新認知而改作伊斯蘭與穆斯林等了——這更符合伊斯蘭教徒的自我認知。不談規範,只就其譯名與該宗教自身使用習慣之對應而言,目前的修正是更合適的——尤其如本邦的華裔穆斯林社會普遍認同的話。

問題是,幾個名詞同時予以修正,難免造成使用者的困擾,尤其某些涉及中文路名的部分,是否也得一並修正?看來此修正牽涉面頗廣的呢!

 

2011105日,星期,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3

砂拉越還是砂撈越?

◎杜忠全

關於非中文地名的中譯,一般原則是按地名結構來將通名(如城、鎮、河等)意譯,專名則多以音譯處理,而且還得“名從主人”,即力求向原文靠攏。當然,原則非一成不變,社會習慣還是得考慮與尊重,畢竟語言是屬於使用者的,悖逆使用者積久成習的慣性而強欲糾正,有時是未必獲得認可的。

半個多世紀以來,因以中文為主流語言的世界有著政治分隔,因此在地名翻譯上也出現各行其是的情形。這比如New Zealand的國名中譯,我們一般習用紐西蘭,這與臺港地區相一致——其實也跟1949年以前的中國一致。但是,中國迄今采納新西蘭之音意結合譯法。New是綴在地名前的形容詞,與New York一樣,但中國仍將後者譯成紐約(估計是倘用新約則與聖經新約之名重合了),可見此一方面並無確切的規律可循。如閱報時看到新西蘭出現在新聞報道的行文間,大致可知那是摘用中方文稿了。

回到本地,多年前國人久來習用的丁加奴被改為(或改回)登嘉樓,那說得上是尊重當地習慣——登州華人在歴史脈絡乃至情感上皆傾向後者,修正之舉獲得當地華裔的歡迎是不在話下。至於砂拉越一名,過去我們都用砂朥越,前幾年修正為砂拉越了,但當地人似乎對“拉”字情感雜,一般仍傾向於舊稱的砂朥越,無奈自打宣布後,砂拉越之名已普遍取代前者了,當地人要說話嗎?

至於中國使用的沙撈越、港澳臺通行沙勞越之譯名,他們或盡可使用,但本地的地名我們該有命名權,無須任由外人說了算的。

2011104日,星期二,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2

但願無“間”

◎杜忠全

日常閱報或生活閒話,最常讀或聽到的量詞誤用,無疑是的濫用了。

無論是寫或說,量詞在本地的誤用情況幾乎泛濫成災。耳聞目睹所及,大凡是建築物,都有可
能被搭配上
的量詞,但往往都用得有欠精準。須知量詞是計量房屋建築的最小單位如房間、辦公室等,而且只指涉建築體自身,不包括在建築內部活動
的相關人等。因此,舉凡將建築與人一併概指的,比如學校、銀行、戲院、報館等等的文化與經濟單位,在在都不適用

何以量詞普遍被濫用?估計是跟華南方言有關。我們日常所用的閩粵方言,都習慣以量詞來概指建築物的大小單位乃至涵蓋實體建築的文化經濟組織等。從建築結構的個別空間到整個建築體,閩粵方言大致都得以量詞來承擔,經濟組織如小公司直至大企業,也都如此。

但方言使用上的正確並不表示華語也如是,畢竟我們所熟悉的華南方言與源自北方方言的華語有別, 僅就量詞而言,雖然它在閩粵方言中適用於與建築有關的頗大範圍——甚至盡包括建築內部活動的人員在內,但華語卻不如此。因此,我們盡可以方言來說一間報館,這也包括了報社建築與勞資人員在內,但華語還得說一家報館才正確,他如學校、公司、工廠等等,也是一樣。

量詞之泛濫,因此說但願無,下次用之前還宜細加斟酌呢!

20111003日,星期一,光明日報,好評版-一斛珠-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