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皆知】:日本横街新街,昔日流鶯躍舞

報導:陳振培

 

老檳城的記憶裡都有一塊紅燈區版圖,而這版圖往往包括日本橫街及新街,所以本週就走進這個歷史紅燈區,看看喬治市市民早期生活的另一面。

 

很多老檳城都津津樂道日本橫街的古老傳奇,這條街的口頭命名,跟早期的妓女行業有關係,如果根據路名的檔案記錄來看,的確是這樣。

 

後來我們一般叫作日本橫街的Cintra Street,在1900年的檔案記錄是寫著「日本寨街」,而「寨」這個字按19世紀的廣東地區而言,是以此字稱呼妓院。

 

《老檳城路誌銘》作者杜忠全指出,按目前的瞭解,早期喬治市的風月區,主要的經營者是廣幫,因此,19世紀後半期的人們延用廣東地區的慣稱來稱呼妓院,並反映在Cintra Street的命名,說起來是其來有自的。

 

他說,提起日本橫街和新街的「流鶯紛飛」,其實大可不必戴上有色眼鏡來看,只要對19世紀後半期的華人結構有所瞭解,就能對這種情況有一定的體會了。

 

「按目前所看到的資料,19世紀後半期的華裔人口當中,女性的比例偏低,直到19世紀末,在早期的移民社會裡,男性比率都維持七八成之高,按當時的情況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殖民地社會對華裔勞工具有高度的需求。」

 

他說,按照早期苦力輸送管道(或稱賣豬仔)南來的遷民,普遍以男性為主,那些已結了婚的成年男子,很多都沒有帶家屬來,而是隻身南來奮鬥。

 

「單身漢來了之後賺了錢,很多也回鄉娶親,等到經濟基礎穩固後才在本地安家立業,因此華裔人口的男女比率不平衡,這是可以理解的。」

 

他說,這樣的人口結構,導致性行業應運而起,這其實是符合生理需求。所以當時新開辟的市中心的新街,以及作為新街橫街的Cintra Street就成為妓院林立的風月區。

 

他指出,這些妓院其實有分等級的,即最高等級的叫大寮、過後有中寮,等而下之叫小寮(廣東地區則叫大寨、細寨及炮寨)。

 

「高檔的戲院主要在新街及大街一帶,下檔次的戲院則在新街鄰近的橫巷,包括叫新街橫街的日本橫街。」

 

日本妓女南洋賣身辛酸史

 

杜忠全說,日本橫街是我們現在的叫法,如果是19世紀的話,人們稱之為日本寨街或新街橫街,另外還有更粗俗的路名,即叫作「打炮街」。

 

「按這個命名,我們可以得到這麼一個印象,即第一這裡是日本妓女集中的街區,第二是這些日本妓女的檔次不高,按廣東妓院而言,只屬於炮寮。」

 

他說,這應該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和期間,東洋女性被人口販子賣到商業蓬勃的檳城,做肉體交易的一段辛酸史。這些到當時遍地黃金南洋賣身的東洋女性,她們其實為後來日本崛起貢獻了一份力量,但留在老檳城的卻是一段不光彩的民間路名。

 

「現在我們叫作日本橫街,可以說是把19世紀後半期的日本寨街和新街橫街二合為一的成果,而更入骨的打炮街,就被棄用了。」

 

因此,他說,比起被日本殖民半個世紀的台灣,日本留給檳城的遺跡,少不了19世紀並不光彩的日本橫街,以及20世紀的二戰紀念碑。

 

「日本旅客來到檳城,他們看到的是一段被族人遺忘或特地淡化的歷史,跟他們在台灣觀光看到殖民時代留下的龐大建設遺產,所產生的光榮之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小路亂撞——

《老檳城路誌銘》(大將,2009)摘文

(从略)

2010111日,星期一,東方日報,北馬新聞-“路人皆知”系列專題之11

鄉夢,在烏鎮……

杜忠全

我想去烏鎮!離團留滬之前,我向忙於打點行李的團友說;我要去烏鎮喔!撥通了上海的電話,我對住在浦東的朋友說;請問……有到烏鎮的團嗎?接連推開好幾家旅行社的大門,我一再重複著相同的問詢;給我烏鎮的聯票一張。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的旅客集散中心,我向售票櫃檯裡的女服務員說。遞錢取了票,我望著手裡的旅遊聯票──票面上印有烏鎮的粉牆黛瓦,就像早前在旅遊書上看到的平面印刷那樣,但是,,大概就兩個小時的程吧,把票子收進口袋裡,我想,烏鎮呵,它這就快將成為我眼前的立體實景了……

沒道理的,為什麼非去烏鎮不可呢?車子啟動且上路了後,車廂裡便適時流蕩著絲竹輕音樂江南好的柔美旋律了。胡琴與竹笛領奏而出的,那一串水氣淋漓的音符裡頭,我和我自己的水鄉一日遊,喔,而且還是烏鎮的行程呢,幾經折騰與奔尋之後,到頭來竟是這熟悉不過的一支老旋律──在赤道童年的電唱機上頭、在台北的音樂廳裡,而今它兜兜轉轉地四處漂流,終於還是回到了江南的土地上,然後隨伴奔赴那讓自己沒來由地嚮往的水鄉古鎮!沒來由,那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自己執意要到烏鎮的呢?水鄉風情,鱗次櫛比的粉牆黛瓦,以及那些在鏡頭裡顯得特別高突的馬頭牆之外,或許吧,我想,該是一種無法說得清的直覺,來自烏鎮那兩個字組合起來了後透發而出的無形魅力吧!

給喚作烏鎮的,那真是一個黑不溜秋的江南集鎮嗎?從蘇州到杭州,從西湖到黃浦江,在江南大地漫遊之際,襯著粉白底色的那些老舊建築,就彷如宣紙上頭的水墨構圖那般的,但在人間的現實情境裡特別該是這烏鎮,它是尋得出個實景來的,而且還有人在那裡頭生活著……烏鎮呵,應該就是這原因的了,我想。於是,我在口袋裡安安穩穩地塞入被撕去半截的旅遊聯票,然後伸手又摸了一把,沒錯,票根好端端地藏在裡頭,不是夢境呵,這確實是開往烏鎮的旅遊專車了!

沒在夢境的半途被搖醒過來,兩個小時的路程裡,還是秋收時節的江南農村,還是嘉興平原,然後進入了桐鄉,然後慢慢地向眼簾貼靠而來的,就是教人似乎很熟悉的,烏鎮那高大突出的馬頭牆了。桐鄉的烏鎮,也是矛盾的烏鎮呵,這就彷彿是把一巨冊圖文並茂的旅遊書給翻開了來,裡頭被折平了藏著的立體風景畫,於是隨著掀開的書頁驀地撐開了立起,哦呵,瞧,襯在牆瓦背後的是秋日的朗色,藍色的天空底下,在黑黛色的瓦頂上頭,那是黑得油亮的立體字型,寫的就是烏鎮兩個大字了。

這就來到烏鎮了。

終於來到了烏鎮,但我要找的什麼來著?我那植種在一大片黛色瓦頂上頭的夢,究竟那根莖是往哪處扎下去的呢?先前抱著那般鄉情殷切的心情四處探詢,而今回到了烏鎮,且已經走在鎮上那鱗次櫛比的牆瓦推擠而成的青石板老街上了。走在烏鎮的青石板老街上,金色的秋陽照在頭頂的烏瓦片上,抬頭,是從兩側推擠了來把天際給剪出一溜曲線的瓦簷。街道兩旁毗聯相對的商舖與住家之間,很多都把樓上的窗屝推開了來,然後伸出一根根的長竹竿,竹竿的一頭擱在窗沿,另一頭就搭在對街的屋瓦上,上面撐開了來的,是抹上一層金黃光澤的床褥被單或是形形色色的衣衫服飾,也有直接晾在窗台上的,都在那一線天際之間迎風招展著!

那些順著一線天的拐彎而畫出曲線條來的,那麼多的窗口以及那麼多曝曬在秋陽底下的生活,上頭終究是沒有我的一道窗的。在烏鎮串大街走小巷,無論如何,我都只能想像當年矛盾的買舟歸鄉:無錫快呵抄水路,從白天一直坐到黑夜,過了一鄉又一鎮之後,終點站才是故鄉烏鎮……

故鄉在烏鎮,那是在矛盾的散文裡,在江南人的歸夢裡,也在我沒來由的直覺裡的,一個叫做烏鎮的江南故鄉。叫做烏鎮,就像那兩個音節那般,這地方生長著一種樸素無華的小鎮生活──就像青石板路那樣地悠長閑散,悠悠晃晃地,生活它拐了幾道彎又穿過了幾個弄堂,前頭總是一道沉澱著斑駁歲月的老門板等待著;推門進去,那動作就叫做回家,嗯,是這樣的吧?

問江南,問烏鎮……

2005223日完稿)

20091月,慈悲雜誌66期)

想念的季節

杜忠全

人在家裏的時候,往往可以一任生活成為一種毫無意識的複制過程,終日只是渾渾厄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飯飽衣暖而萬事足矣,綿密的心思幾乎放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歲歲年年只如彈指間過,時間,仿佛透明得並不存在了那樣。離開家又離開了故鄉之後,時間每每是生活裏最顯眼的存在,而等待,卻成為時間的關鍵詞了。

羈旅歲月,在填滿無數等待心緒的時間裏,鄉外遊子從春盼到夏,又盼得秋盡了入冬,四季輪替來而复去的,替換不了的,卻是遊子心中一份濃烈的思鄉心緒。時間串接成一條長長的線,從當下往從前追溯而去的叫過去,往眼前延伸而去的則是未來;在未來與現在的兩端之間,遊子的心裏時時刻刻總是有所期盼,仿佛在那並不很清晰卻大致望得見的時間前端,自己應該遺落了些什麼,它必得隨著時間的流動而靠前,然後才讓自己给找回來。

時間是存在的,季節是明顯的,遊子心頭的鄉愁,更也是具體而沉重的……

台北市公車行駛著,車前的大燈探照著,然後一站一站地停靠复開行著,乘客三三兩兩地下車了复上車,車廂裏頭,卻總是讓暗夜掩護著;空蕩蕩寂寥寥的偌大空間,似乎總也填不滿塞不實的。華燈初上的大臺北,在從公館開往臺北火車站的市公車上,兩面車窗外的霓虹燈彩流瀉著,我把一大提袋的書擱在車座旁,那是今天自己大半個白日的收獲了:從重慶南路的書店逛書架到轉戰公館的陋巷鑽“書窟”,手上的重量不斷地增加,直到簡陋的書窟外頭暮色重重壓下了,猛一抬頭,我才驚覺是日已過,然後才施施然走到車站了跳上公車,回家,哦不是,回大學宿舍去!大半個白日在書林字海裏狩獵,餓了渴了累了,恨不得當下有空中吊纜,讓自己瞬間飛越塞車的臺北市區,但卻只能無奈地靠在半舊的公車座上,讓時間在擁擠的城市街道上慢慢地踱步。

從公館到臺北火車站,其實不就區區幾個站,要不了多少分鐘的,但不忙,時間似乎有意耽擱著,幾個紅綠燈之後,車上的播音箱就流溢出一支熟悉的旋律來了:咦,這是,喔,羅大佑的《母親》。

怎麼會……哦想起了,今天是母親節哩!

251路公車行駛在熟悉的路段上,夜色厚重,路兩旁的街燈和霓虹燈管,它們一站又換過一站的,照亮了城市的街頭也抹亮了眼前的一大片窗玻璃,而此刻的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在那五彩霓虹裏的。讓夜色淹沒了一身,我在回蕩著熟悉旋律和歌聲的車廂裏,空間的遙遙分隔霎時變得明顯起來,心绪也霎時變得一團的漆黑和沉重起來。車窗外是一幕幕早已熟悉不過的臺北街景,但在熟悉老旋律的映襯之下,仿佛轉眼就換了另一幅面容,變得陌生和冷漠起來了:不是我忘記,卻還是它的強烈提醒,說眼下又是一年一度的溫馨季節,而過去自己似乎都毫不在意的。來到母親節,攤份送禮的事兒自有姐姐們去張羅包辦,這個日子嘛,太陽照樣升空了又照樣下山,生活照樣一成不變地進行,從來都不讓自己覺得有啥兩樣的。然而,市公車在臺北街頭緩緩行進的當兒,自己心裏卻隱隱然升起一種被時間的無形之手拋擲了移位的強烈感覺,仿佛時間停留在那頭,自己卻被區隔在另一頭,看不到跨不過也回不去熟悉的親情裏,反倒讓陌生的城市給重重包團了。

陌生的城市提醒著遙遠的親情,說這是個溫馨的季節,屬於康乃馨的。但是,在隔山隔海的另一座海島上,你只能安分地默默懷鄉,安分地存它一份惦念,然後在公車到站之後下車,然後提著沉甸甸的提袋,穿過夜色穿過從店家透射出來的淩亂光暈,你到校園的一個角落找到一臺撥得通國際線路的公共電話,插入電話卡,接通了後聽聽另一頭傳來的熟悉嗓音。三幾分鐘嘻哈笑鬧的家常閑話之後,你掛上話筒,掛不上的,卻是心裏的思念……

多年以後,雖然已經回到故鄉回到自己的島上了,但每到五月,卻總還想起多年前的那一班臺北市公車,想起車上的旋律,想起自己的無端心緒,想起那遠方城市給自己提醒的,這想念的季節……

2010511日,星期二,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


羅大佑 《母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R23tqET4Ro


喬治市中文路名爭議課題——市民社會的初步形成

◎杜忠全

200877日喬治市入遺之後,原本只在民間口頭與文書(含新聞媒體)廣泛使用的中文路名,也就逐步在喬治市古跡區的官方路牌落實了。民間路名納入官方路牌之後,今年(2009年)下半年卻爆發了兩場爭議,即10月份的繁簡體字型與11月份的規範化與否之爭。

 

以民意為依歸

中文路牌的繁簡體字型之爭,其實反映的是兩種思路:強烈主張簡體的語文工作者認為,當前我國教育制度下的規範中文字型既是簡化字,那麼,配合政策而推出簡化字的中文路牌是理所當然的,尤其也是“與世界接軌”的必然步驟;主張繁體字型的則認為,中文路牌所反映的其實是過去一二百年來喬治市的生活文化,既然古跡區的諸多舊牌匾皆以繁體來顯示,故繁體的中文路牌才能與古跡文化有機性地協調(杜忠全,2009a)。議題浮現之後,官方的態度是開放討論與聽取各方意見,因此我才強調,既然將爭議課題尋求民意表決,最終就必須以多數市民的意見為依歸,惟有這樣,才能充分顯示有關方面的誠意(東方日報2009a光華日報2009)。最終在10月下旬,有關當局依據網路投票與問卷的結果,裁決恢複繁體路牌(注1),但同時強調依據早先數個民間團體聯合上呈的備忘錄內容(注2),在恢複繁體字型之時也“去口語化”,即以標准華語的規律來規範中文路名(光明日報2009a),自此掀起了路名規範化的另一課題。

喬治市中文路牌爭端的規範化課題,檳城古跡信托會最先表達堅決反對的意見(光明日報2009b),隨後一呼百應,而在州政府依然表明聽取各方意見的前提下(南洋商報2009),關心喬治市中文路名之生態保存者,紛紛透過媒體訪談與撰文發表來陳述觀點(杜忠全,2009b;杜忠全,2009c;林玉裳,2009a),甚至發起“一人一信反對喬治市中文路名去口語化”的網路活動,籲請人們直接電傳郵件給有關行政議員表達反對意見(星洲日報2009b),甚至呼籲全面檢討有關的中文路名備忘錄,以便重新尋求更全面的市民意見(星洲日報2009c)。

隨著州政府聽取並接納古跡文化界的意見,且在爭端爆發的一周之內即體察得議題核心所在之後,即迅速做出了保留原狀的結論(星洲日報2009d)。然而,檢視這拖沓了兩個多月的路名爭議,最終除了為喬治市的中文路牌取得應有和合適的呈現外,更為重要的,還是此次爭議所帶出的信息。

 

中文路名是文化遺產

在爭議的過程中,主張從古跡文化的角度來看待中文路名者反複強調,喬治市古跡區的中文路名不但具備指明路向的現實功能,同時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物質化呈現(林玉裳,2009b;林玉裳,2009c;杜忠全,2009d;杜忠全,2009e;陳愛梅,2009;蕭悅寧,2009許運發,2009歐宗敏2009鄭庭河2009)。因此,中文路牌不但是當下生活裏的空間坐標,同時也指向歷史時空,是古跡文化的有機體(杜忠全,2009f)。基於這樣的認知,所以反對任何不適當的修飾。從繁簡體之爭到後來的規範化課題,文化人都一貫地站在這一立場來陳情,希望喚起社會共識,以維護喬治市文化古跡的原生態。

這一次的爭端,其實源自早前一些人理所當然地把中文路名視為語文課題,於是從語文層面來著手處理(楊欣儒,2009a;楊欣儒(夏然),2009b;楊欣儒,2009c)。殊不知,就此課題而言,語文只是表象,其內裏所承載的歷史與文化信息,才是更為核心的。

然而,當初針對中文路名提出統一和調整之議的,其實也有各自的關懷點:中文媒體工作者從新聞報導有必要統一路名的角度出發(陳建業,2009),而語文工作者則從語言規範的層面切入,按出發點而言,兩者其實都沒有錯——很多事情往往並不存在簡單的對錯的,只是權衡得是否周延而已,只是,這樣的處理顯然忽略了古跡文化之考量,更沒有口傳文化的保存意識。對路名缺乏古跡文化的自覺意識,才是引發爭議的症結;透過爭端而讓更多的人體會得,老城區的中文路名原來是祖先留下的珍貴遺產,這才是更為重要的信息傳達。

 

尊重民間口傳文化

中文路名是文化遺產,說得更具體一些,那是民間口傳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在民間生活實踐中直接產生的路名,也就具備了口傳文化的特點,雜多、不統一是它們的本質。時至今日,我們大致已脫離它們所源出的生活土壤,於是人們多從官方路名的角度來審視之。相對於官方一路一名的明確與統一,口傳路名難免予人紊亂無章的印象,而其土語方音的本質,也與標准語的語言規律不一致(王義展,2009),難怪讓人感到混淆。

因城市與社會發展所致,口傳路名所源出的生活記憶,如今多已不複存在了,而原本雜多不統一的口傳路名,它們其實也在按自身的規律逐步趨向簡化和統一:有些一路多名的路段經淘汰之後凝定為單一路名,一些原本被切分成多個段落的街道,後來逐漸被單一符號取代,而這是市民的選擇,我們應該尊重。因此,如覺得需要統一中文路名,那麼,首先得認清與接受其口傳文化的本質(李嘉雯,2009),再考察其自身的存汰規律,從而做出相應的取舍(杜忠全,2009d東方日報2009b東方日報2009c)。這樣的統一工作,是得從下到上來著手的,反映的是市民實際使用的狀況。倘若不是,而是自上而下地強勢規定,那是干預乃至破壞了口傳文化的生態。

 

方言字課題

喬治市中文路牌的爭端,隨著有關當局察覺早前的語文之爭乃陷入誤區,因而率然宣布回歸古跡文化本位來處理(《光明日報》,2009c;《光華日報》,2009b;《南洋商報》,2009b星洲日報 2009d),有關課題即已了結。然而,隨後的餘波,是檢討早期承傳而來的方言路名用字是否正確,即字形與音義粘合與否的課題。

針對喬治市中文路名的方言字進行檢討,是從華人民間俗寫成“沓田仔”的Carnarvon Street開始的(《中國報2009a)。此一問題,我想可分成兩方面來看,一是自始即已用錯字形的情況——假如有的話,另一則是近數十年才訛化的,這兩種情況的處理,應該是有所不同的。

 

已符號化的無需更改

檢討喬治市中文路名的方言字——主要是閩字和粵字,較之先前的繁簡字形和華語規範化之爭,顯然是更切入課題核心的。但是,我們絕不能僅只從語文層面來討論和處理,因路名不純粹是語文課題。路名是一系列的符號,就官方路名來說,它們既是政治符號,也可以是權力的象征,而對民間路名而言,它們是生活記憶的傳承乃至族群史的延續,也是社會史的縮影。倘就情感層面來說,它們更承載著人們對土地的深厚情感,然後才凝結成一個個固定的路名符號。

這些口語化的路名很早就已文字化,並且在民間文書裏廣泛使用了。談口頭路名文字化,我們不能預設以前的人都缺乏方言字的概念——别忘了早期的方言學校都以方言授課,他們的方言與文字之間的關系,並不像我們今天那般地疏離。當然,這不表示一定不存有誤用方言字的情况。假如有這種現象,我們是否需要予以修正呢?

如果從文字的角度,當然有錯必改,對錯是分明的——白板上寫了錯字都得抹掉重寫,以免貽笑大方。但是,路名與一組隨意組合的字詞不同,路牌也不比一方白板,不能輕易修改,尤其是經過一二百年的傳承與使用之後,它們早已在我們腳下的土地生了根,也跟我們的生活與情感融為一體了。因此,如就民間文化的角度觀之,這些一二百年來以固定的文字符號出現的路名,它們其實早已符號化,而不再是個別的單字了。

因此,按過去與現在社會群眾的約定俗成,也按過往歷史文獻的載錄和今天我們的持續使用而言,輕易地改易路名,恐怕會造成歷史的斷裂和記憶的斷層,更會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權衡其得失,就不得不讓人進一步深思了。

 

後期訛化的應修正

另一種情況則不同,那是後期訛化的結果,比如所說的“沓田仔”,或許就是一例了。

閩南人說的“沓田仔”,指的是低窪的濕地,而早前那裏確是一片沼地,客家社群叫出的“草塘”,即相似地貌在不同方言的類似叫法。回歸文獻,1900年喬治市路名的整理文獻,確實是寫作“沓田仔”(Lo Man Yuk1900),而在此前後的不少印刷文獻,也多有以“沓”字記寫的。按閩南字,“沓”字並無爛泥巴地的解釋,誤用大致是顯見的。

印刷文本以外,就市民記憶而言,不少住在城區的老市民,他們在手寫路名時,據知多寫作“畓田仔”——“畓”或是民間造字,一般說義同於“坔”,畓田(臺灣有此地名,音làm-tshan與喬治市的“畓田仔”發音相似)或坔田皆指低窪濕地(注3)。

這樣,我們或可這麼說:早期人們約定俗成的手寫路名,都以“畓田仔”通行(陳存生,2009)——印刷媒體其實也有如是使用的,惟“畓”“沓”字形相近,早期或是手民之誤而致以“沓”字訛之?

如上述的推斷正確,既在字的形音義方面得以證之為誤,又在早期市民的使用習慣和歷史文獻兩方面皆能證明為訛傳的,那就該予以修正了。而有關此一課題,目前已初步達致恢複“畓”字的共識(《中國報》,2009b),餘者尚待討論。

 

結語

最後,這一回喬治市市民反對路名規範化的,其實包括兩方面的人員:古跡工作者按維護古跡的角度極力抗爭,而文化人則從維護口傳文化,尊重民間文化遺產的角度出發。力保舊路名,雙方的切入點雖然稍異,但目標相同,所以口徑一致。而從“一人一信”到撰文發表,參與者其實都很清楚,他們只是針對市民大眾和官方單位兩方面來陳述觀點,期能引起有關方面了解課題的核心,及唤起市民普遍關注乃至進一步認清本土文化與歷史的特質,祈能促成市民社會的形成,這,才是主導這一場喬治市路名爭議的背後思考。

20091116日初稿,126日修訂)

 

(注1)喬治市的雙語路牌是分批次安置的,早先的兩批皆為繁體,引起爭議的簡體路牌是第三批安置的。

(注2)有關備忘錄是由檳州華人大會堂、檳州中文報記者協會和檳州報界俱樂部等三個團體經聯席會議討論、擬定與呈交予州政府的。

(注3)按喬治市耆老謝清祥先生(66歲)轉述其家族承傳的舊說,謂該地在一百多年前原有馬來人的小稻田,唯稻產不多,當時的閩南遷民謂該田地不肥沃,故稱之“畓田”。

 

參考資料

A)專文——

陳愛梅
2009
集體記憶獲認同——檳城中文路牌名之爭1119日, 星洲日報言路版

陳存生
2009
大路講古:為路牌名辨論18日,星洲日報,大北馬

陳建業
2009
律與路之爭1114日,光明日報周末好評版

杜忠全
2009a
喬治市路牌的繁簡之爭——焦點與意義113星洲日報言路版

——— 2009b認清中文路名的本質——喬治市中文路牌無需去口語化119日,光明日報好評版

———  2009c尊重古跡的原生態1113日,星洲日報言路版

——— 2009d中文路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1118日,光明日報評版

——— 2009e維護文化遺產的原貌——喬治市中文路名爭端的核心議題1118日,南洋商報言論版

——— 2009f認清中文路牌的定位1124日,南洋商報言論版

林玉裳
2009a
喬治市路名去本土化?1110日,星洲日報言路版

——— 2009b喬治市中文路名無需華語規範化1116日,南洋商報言論版

——— 2009c中文路名與喬治市的入遺1117日,光明日報好評

李嘉雯2009認識自己才能擁抱世界1114日,星洲日報大北

歐宗敏
2009
先翻閱檳城歷史再說1120日,光華日報異言堂

王義展
2009
其實他們是在說英語1114日,光明日報周末好評

蕭悅寧  2009檳榔律1118日,東方日報副刊專欄

許運發 2009是的,尊重古迹的原生態1120日,星洲日報言路版

楊欣儒
2009a
從理性與習性原則看待路名譯法1113日,南洋商報言論版

—(夏然) 2009b古跡語言規範,請向友族學習1120日,南洋商報言論版

——— 2009c勿借古跡阻礙民族語言發展1123日,南洋商報言論版

鄭庭河
2009
規範與不規範1130日,東方日報名家版

Lo Man Yuk, 1900,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Penang
in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No. 33. Jan 1900.

 

B)新聞報導——

東方日報2009a中文路牌繁或簡體 學者有話說98日,北馬新聞

————2009b走進方言路名 認識口傳文化1116日,北馬新聞,“路人皆知”專題系列之三

————
2009c
口傳名稱失傳 路名走向統一1123日,北馬新聞,“路人皆知”專題系列之四

光華日報 2009a古跡中文路牌繁簡體爭議 學者各執一詞115 日,北馬新聞

———— 2009b曹觀友:避免引起爭議 統一喬治市中文路名 1113日,北馬新聞

光明日報 2009a民調獲82%支持 檳中文路牌換繁體115日,北馬新聞

————
2009b
古蹟信託會炮轟檳政府棄本土化117 日,北馬新聞

———— 2009c曹觀友:還原口語化 檳榔律不改路名1113日,北馬新聞

南洋商報 2009a中文路名應否規範?檳州政府參考各方意見118日,新北馬

———— 2009b維護喬治市古跡文化 數道路恢複口語化路名1113日,新北馬

星洲日報 2009a 陳存生:彰顯世遺特色 檳應恢複原汁原味路名, 18,大北馬

————
2009b
一人一信保舊路名, 1110日,大北馬

———— 2009c杜忠全:路名是否“去本土化”?應公開備忘錄全民討 1111日,大北馬

————
2009d
,“律”贏“路” “冷”勝“巷” 檳中文路名大還原 , 1113日,大北馬

中國報 2009a,與爛泥地毫無關聯 “沓田仔”錯用百年, 1121日,今日北馬

——— 2009b, 沓田仔路名錯用百年 檳古跡信托會爭取正名, 1126日,今日北馬

 

20101月,华研通讯第5-6


【路人皆知】:近港口利駁接,火柴點亮柴埕繁榮

報導:陳振培

 

檳城人記憶中的柴埕,其實有些混亂,因為在市民記憶與文獻資料之間出現差異,大多數市民後來所說的柴埕,指的是日落洞下洞的Bakau Street,但更老一代的市民或者還延續古老記憶的人,他們會告訴你柴埕是在Maxwell Road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分歧呢?其實這是二戰前期殖民地市政局政策下的一個結果。

 

如果根據1900年的路名檔案,柴埕就是Maxwell Road,喬治市的老市民會進一步的告訴你,Maxwell Road是柴埕前,Tek Soon Road是柴埕後。

 

Tek Soon Road並沒有記錄在檔案中,老市民卻口耳相傳,記下了這個路名。

 

《老檳城路誌銘》作者杜忠全指出,二戰後的市民根據生活經驗出發,往往都把柴埕固定在日落洞的Bakau Street,這兩者其實都沒有錯,只是中間忽略了一個搬遷的過程。

 

他說,如果從檔案出發,早期被市民叫作柴埕的是Maxwell Road,這應該可以理解,因為這條路就在港仔墘,當時作為日常生活裡主要的生火資源是火柴。

 

他表示,這些火柴大多都不是來自本島的林區,而是要通過船運從外地輸送進來,比如從半島,甚至從蘇門答臘,那些從外地來的火柴,送到檳城港口後,就要由舯舡或舢舨接上岸。

 

「因為火柴公司當時都集中在Maxwell Road的前半段經營,所以運送火柴的舯舡或舢舨就會直接從港口划進港仔墘北道,然後直接在火柴公司前面卸貨。」

 

他說,由於有很多火柴公司在該處營業,而運送來的火柴都是半乾,火柴公司需要把這些火柴曝曬後才能送到顧客手上,因為行業特點,火柴公司需要在有大片空曠地的地方經營,而Maxwell Road正好符合這樣的條件,因該處並不在市中心,而且緊挨著港仔墘,有著輸送上的便利。

 

「所以在早期市民的眼中,Maxwell Road的這一段往往都疊著很多的火柴,成為一種特殊景觀。市民需要火柴,都會到這一帶購買。」

 

同時,他說,運送火柴到市民家裡需要使用手車,而手車的集散點就在港仔墘或牛車街一帶,因此,可以看見不管是把貨源運送進來,或把火柴送到消費人家裡,柴埕的這個位置都有著地理上的便利。

 

火柴公司搬遷,Bakau Street成新柴埕

 

到了二戰前期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當時檳島的殖民地市政局擬定了一項發展計劃,要把海墘一帶發展,包括要把姓氏橋撤走,以及把Maxwell Road的火柴公司遷到郊區。

 

杜忠全說,這項計劃沒有完全落實,當局只來得及在日軍登陸前,把火柴公司遷走,其他的計劃隨著檳島淪陷而夭折,但從那以後,Maxwell Road的火柴公司就完全消失,反而日落洞下洞的Bakau Street形成了新的柴埕。

 

他說,柴埕搬遷後,舯舡從檳城港口運送火柴到港仔墘卸貨的景象不再出現,Maxwell Road只是記憶中的柴埕,而Bakau Street則成了現實生活中的柴埕。

 

「舯舡就直接把火柴送到那裡的沿海卸貨,這個畫面應該還猶存在三、四十人的記憶裡,而只要把車子開進Bakau Street,就會看到木材整整齊齊疊在路旁曝曬的景象,所以這是生活中看到的柴埕。」

 

「只是柴埕作為路名符號,似乎沒有完全淡出喬治市,即使在80年代初的光大發展計劃下,Maxwell Road的港仔墘路段已消失,但柴埕的那一段依然存在,所以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能清楚的把柴埕路名叫出來。年輕一帶就只曉得社尾萬山。」

 

小路亂撞——

《老檳城路誌銘》(大將,2009)摘文

(从略)

201014日,星期一,東方日報,北馬新聞-“路人皆知”系列專題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