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皆知】:包含祖先點滴,中文路名好豐富

報導:陳振培

上週我們看到大街及唐人街的中文路名視角,並進入了當代的建設思想,本週就要看看古蹟區中的中文路名,其實也是「文化古蹟」。

很多人的古蹟觀念定格在硬體建築,即經過一定的時間積累後就是古蹟,比如老建築、老房子及老廟,都會被視成古蹟,但這只是很片面的概念。比如喬治市申報及成功入遺,大部分的人都以為喬治市有很多老房子,即擁有這些有形的古蹟才被核準為古蹟城,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

《老檳城路誌銘》作者杜忠全指出,老房子餘存得多,保護得好只是其中一部分,而無形的生活遺產,其實也是納在評估裡的,包括作為活古蹟的中文路名,也在申遺的過程中,為這個城市爭取了不少分數。

我們都知道,這些中文路名已經在華人社群中流傳了一兩百年,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也不是官方路名的翻譯。那麼今天把這些流傳了一兩百年的中文路名放在路牌上,這到底是當下空間座標的指示牌,還是口傳文化遺產的物質化顯示?杜忠全說,這當然是文化遺產的展示。他說,因為即使成為路牌,這些路牌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這條街叫甚麼路名,而是看到幾代人以前生活的城市,所以即使是新設置的路牌,顯示的依舊是老路名,這些路名也指向歷史時空。

他指出,這也是一個城市的集體記憶,所以這些路名與一個新社區的新規劃街道,所規劃的路名意義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他說,在設置這些中文路牌時,我們不能隨心所欲的按當前的狀況來調整,而必須回到歷史文獻和記憶,因為這些路名根據就是市民的生活記憶,以及根據市民記憶文字化的歷史文獻

「惟有認真對待過去源遠流長的市民記憶,才能顯示出這些路牌的歷史價值。就在這一點上,這些路牌的意義就遠遠超出路牌本身,所以路牌只是一個載體,來把已經符號化的生活記憶顯現出來。」

因此,他說,這不只是陳列品供人參觀,還持續在城市生活中活著,所以古蹟不只是老房子或老建築,也是一種生活的延續,中文路名記錄過去的生活,也為現在的生活指引方向:

「它所包函的訊息是很豐富的,如果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方路牌上的幾個字,那就太小看祖先留給我們的生活遺產。」

“活”路名離不開市民生活

杜忠全舉例,老路名中不只是有一個叫「大水井」的路名,包括街腳街末端,以及Chulia Street Ghaut都曾被叫作大水井,而椰腳街的水井也不知所蹤,尤其也不是觀音亭前的那口井

「猜想可能是在椰林裡的馬來甘榜那一帶,但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被填掉了,椰林也不見,只留下大水井和椰腳的路名符號,但大水井的路名也被淡忘及不再沿用,也只有在檔案中可以查到。」

他再舉例,也叫大水井的Chulia Street Ghaut,有說那口井就是現在姓楊公司裡的井,也不曉得是或不是,因為年代久遠,很難去確認。尤其是這路名同樣被淡忘不用,也僅留在檔案中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在自然水普及化前,井水是市民主要的水源,所以井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作為路名的大水井被淘汰,那是生活轉變的結果。」

因此,他說,中文路名是生活留下的老符號,這樣的生活符號,很多有華人生活足跡的城市都有,而喬治市的特色是集中及完整的保留了整個民間路名的系統。他強調,這些路名到現在還是「活的」,依舊在市民的生活中扮演角色。所以能夠在喬治市的申遺過程中,引起外國評委的關注,因為這些路名不僅是古蹟,而且還與市民生活發生關係。

小路亂撞——

《老檳城路誌銘》(大將,2009)摘文

(从略)

20091221日,星期一,東方日報,北馬新聞-“路人皆知”系列專題之8

雲水人生•空花佛事——《歸程》的聆聽筆記

◎杜忠全

作為一本書,《歸程》是聖嚴法師親手寫下的第一本自傳。書名所謂的歸程,指的是聖嚴法師在幼年離俗至青年返俗之後,再汲汲尋求回歸僧團的一段心路歴程。聖嚴法師在時代風雲裏身不由自地逐隨因緣,由農家子弟而披染出家,由沙彌而學僧以至經懺僧,最終在大時代的洪流裏踏上軍旅,再以國民軍的身份自中國大陸飄海渡臺。他雖然隨軍漂泊世流,卻始終不忘自己的僧人身份,一俟因緣成熟,即脫下軍裝重披袈裟。《歸程》一書所敘述的,除了是聖嚴法師切身的個人經歴之外,更是近代中國佛教史的一個縮影。

作為音樂CD,《歸程》則是聖嚴法師的音樂傳記。雖然沿用同樣的標題,但其涵蓋的生平年限並不僅止於《歸程》一書的前半生,而是濃縮地完整呈現聖嚴法師直至晚年時期推動並創設法鼓山的一生歴程。因此,可以這麼說,前者的歸程指的是回返僧團的歸程,後者則更指向人生乃至身心的安頓與宏大行願了。

專輯主題的《歸程組曲》由六首歌曲連綴而成,分別針對主角人物的出身以及剃度出家這一對其人生影響至大的環節做出交待,此即《慧身出塵》和《剃度入山》兩曲。《執劍護教》刻畫的是身在軍中的主角猶然心系教運,進而執筆為當時佛教所遭受的誣蔑性言論抗聲辯護——這是早年處在以美援為經濟支柱下的臺灣佛教之一種艱難處境,也是主角人物親歴的一段教史。《方寸海天》和《東攀靈峰》則分別敘述主角重披僧服之後,先後閉關深山精進潛修和東渡扶桑刻苦修學的兩大重要段落;方寸喻其關房的空間狹小,海天則顯其潛心涵泳法海,因而覺得天地寬大;靈峰除了寓指佛教學術鼎盛的日本,其實更兼帶出主角在彼邦就學期間專志精研的學術課題,尤其以晚明天臺宗藕益大師的《靈峰宗論》為探討對象。最後的《法鼓山》一曲,當然是針對晚年的聖嚴法師投入最多時間和心力來創設與籌劃的國際佛教園區法鼓山,並以此作為整個組曲的高潮與歸結。

《歸程組曲》之外,《法鼓組曲》則精選五首較廣為流傳的法鼓山佛曲來重新編配與演唱,包括在動土開山之初即已出現的《四眾佛子共勉語》。過去許多年以來,該曲曾以多種不同的呈現方式來錄音流通,這裏則以交響伴奏的新形式重新出現。較之以往,《四眾佛子共勉語》的此一版本最值得一提的,是女高音張杏月的領唱:曲子是老早就耳熟能詳的,但張杏月以她清越動人的嗓音為之抹上一層亮眼的色澤,聽來異常討喜,包括稍後的《我為你祝福》亦是如是!

聖嚴法師的音樂傳記《歸程》其實並不是新近推出的。這幾年來,一直都斷斷續續聆聽著,只是,近些時日聽得頻密了些:聖嚴師父不在了,但在樂音流動裏,仿佛還能讓人見到他那瘦削的身影,在音符與音符的串接之間若隱若現……

近日反复聆聽《歸程》,我卻依然有一些小小的遺憾:《歸程組曲》的旋律太膾炙人口了,熟悉的旋律很難叫人不想起它們的原曲風貌,這究竟是我們主觀的妄念還是外在的擾?其次,這專輯是在法鼓山現場收音的,你可以想象,就在演出的現場,聖嚴師父也坐在臺下看自己的一生被轉換成音符來呈現;演唱完畢,滿堂的熱烈掌聲裏應該也有師父自己的,但那畢竟不是專業的演出場地。因為不是專業設計的音樂廳,所以樂隊的收音就有所局限,人聲也受到場地(與擴音器材?)的影響而稍有失真,這不能說不是瑕疵了。

當然,類似這樣的錄音有其無以替代的特殊意義,但如能再有個專業錄音場地收音的考究版本,把聖嚴法師與近代中國佛教一路走來的雲水人生與空花佛事作一更精致的呈現,那是來得理想的,我想……

2009413日完稿)

20097月,慈悲雜誌,第67

【路人皆知】:英殖民地開埠規劃,大街最早華人商區

報導:陳振培

上週我們走進喬治市的老城邊緣地區走了一趟,這個星期我們往城內走去,走到了大街(China Street),老檳城印象中最早的華人商業區。

如果按英文路名來翻譯,China Street應該就是唐人街,但華人從來沒有這麼叫,而半島絕大部分的地方也應該沒有唐人街。

好比政府之前有意把茨廠街正名為唐人街,卻遭到當地華社反對,為何本地華人會反對唐人街?

《老檳城路誌銘》作者杜忠全指出,唐人街是西方社會的產物及特有現象,這往往是一座城市已開埠建成後,華人移民遷居到這已形成的城市,並且集中在某條特定的街道做買賣和生活,當地社會因看到華人聚居,就理所當然把那條街標籤為唐人街。

「也就是說,先有城市,才有華人的移居,或者華人在這城市只是少數族群,他們的生活面積就只集中在一條街,可是在大馬卻不是這樣。」

他說,我國華人一開始就參與了城市的建設,對城市的形成貢獻了勞力和心血,甚至是主幹力量,所以唐人街的概念顯然不適合大馬華人的情況。

「我不只是借住在這個城市,而是參與了整個建設及開拓的過程。」

他說,其實早期喬治市在開埠時,英國人對於社群的分佈,是有一定的規劃。比如以康華利堡為中心,即最早的殖民地辦公署,周遭的萊特街及華蓋街等,是歐裔社群聚居地。

「舊音亭前後是華人社群聚居及活動區域,而觀音亭正前的大街,就是華人主要的商業活動街區。」

他說,按英國人最早的規劃,華人最早的商業活動就在這條街,所以把這條街正式命名為China Street,但華人按自已族群的視角,將之命名為大街。那是對同一條街頭景象,做不同視角的詮釋。

他指出,印裔社群的活動區域主要是在牛干冬,而馬來人則在甘榜哥南一帶,這就是形成今日檳州政府眼中的「和諧街」的基礎。

和諧街是因椰腳街路頭有聖喬治教堂,中間有觀音亭及印度廟,路尾還有兩間回教堂,所以被視為各族及各宗教和睦共處的和諧街。

不過,杜忠全說,華人的活動,隨著喬治市的建設與發展,華人移民越來越多,因此生活與活動區域就不是一條大街所能局限的,因此,華人在整個喬治市留下生活的痕跡。

 

唐人街矮化華人歴史地位

杜忠全說,按照殖民者的規劃,華人從最早以大街為中心來形成社區,到最後把生活遍佈在喬治市的每個角落。這些上百個華人路名,就是時間的證據。

「我們怎麼可能在喬治市規劃一條唐人街,因為這個城市幾乎每條街道都有我們的祖先留下的痕跡,不能局限在一條唐人街,而吉隆坡也有類似情況。」

因此,他說,唐人街的規劃不是對華人社群的抬舉,反而矮化了華人的歷史地位,因為這個城市有今天的規模,是華社過去200多年來參與建設的成果,豈能「輕描淡寫」的由一條唐人街來記載這段歷史。

他說,早期殖民者規劃的「唐人街」,被華人社群叫作大街,不管他們當年是否對唐人街的意義有所意識,但對我們來講,他們已做了良好示範,因為他們將這座城視為自己的城,而不是借住在別人的城。


小路亂撞——

《老檳城路誌銘》(大將,2009)摘文

(从略)

20091214日,星期一,東方日報,北馬新聞-“路人皆知”系列專題之7

第七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漢學的區域•區域的漢學”論文精摘

◎杜忠全/整理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聯合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及南方學院,將於2010320-21日,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文學院舉行第七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漢學會議向是國內學界盛事,惟本屆會議欣逢倡議人鄭良樹教授70壽辰,聯辦單位除借此良辰為鄭老師暖壽外,亦將會議擴大舉辦,邀得7/地區的24位學者與會,發表22篇研究成果。本文特整理部分論文之精要,以饗讀者。

 

1先秦文獻的立體式研究——以鄭良樹“商鞅學派”研究為例/(中國)毛醒策教授

鄭良樹是馬來西亞華裔學者,也是大馬當代著名的漢學家,他的漢學研究以先秦子書為重點,著有《戰國策研究》、《孫子校補》、《古籍辨偽學》、《續偽書通考》、《商鞅及其學派》、《韓非子著述及思想》、《老子新校》、《商鞅評傳》、《諸子著作年代考》等等,形成了自己獨具一格的考證視角。鄭氏早年負笈臺灣,師從王叔岷、屈萬里、孔德成、臺靜農等名家,先後任職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學,以研究先秦子書、考辨真偽為主業,旁及馬來西亞華人、華社歴史研究和文藝創作及書畫諸藝事。

鄭氏以古籍辨偽名聞學界,既承師說,又拓新境。李學勤曾痛感“疑古”思潮在當今學界的負面作用,呼籲擺脫“疑古”而邁入“釋古”時代,認為今人研究古文獻,首要問題即文獻的真偽與年代,就此而言,堪為標志的兩部著作,一是50年代張心澂的《偽書通考》,而“第二部就是鄭良樹的《續偽書通考》”,並說從鄭著《續偽書通考》即可得知,“近二三十年來關於辨偽方面的認識已有很大的變化。”所謂“很大的變化”,包括出土文獻大量產生和“辨偽”方法的更新,而鄭良樹即此變化中海外漢學界的成功探索者。本文之作,僅從鄭氏關於商鞅學派的研究中所倡導的立體式方式,窺探其在學術更新中的創新作用和求實品格。

 

2華人研究與漢學研究永不見面?——從鄭良樹談大馬中文研究的張力與克服/鄭文泉博士(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本文擬從鄭良樹教授對中文系所提出的概括與討論出發,引出個人對馬來西亞“中文研究”(即漢學研究與華人研究的總和)主體建立的觀點。

按鄭良樹對中文系學術內涵的四大看法,即一、中文系應該是“中國文化學系”,而不僅僅是“中國語言文學系”或其它;二、“中國文化學系”意義的中文系,應以語言文字學、文獻學為基礎,經、史、子、集四部學問為其分支或全體範圍;三、中文系可添置若本土化課程,但宜有主次之分,不應喧賓奪主;四、大馬地區的中文系有同時兼顧“中國文化”(漢學)研究與本土華人研究的需求與壓力。上述觀點暗示與預設了“漢學研究”和“華人研究”之間的分途與不同,且一再申明後者不得“喧賓奪主”以致成為中文研究的主體。

“漢學研究”和“華人研究”之間所出現的張力,是過於強調兩者的“斷裂”關系所致,不僅未能看到彼此之間有一更為根本的“本體與現象”之“連續”面向,並且也錯失了從此一“本體”建立大馬中文研究之主體原則與標准的契機。

本文的討論目標與意義,就是從上述“漢學研究”和“華人研究”之張力關系之中,建立一“本體與方法”的原則,並嘗試提出建立大馬中文研究主體之道。我們的中文研究不可能建立在“漢學研究”和“華人研究”的“斷裂”關系與基礎上,因我們既不可能也沒條件(更沒必要)朝向“全面及徹底地發揚及建設中華文化”的假想策略與方向,我們只能從“我們(馬來西亞華人)是誰?我們的中國‘淵源……源頭’在哪裏?是什麼?”的基礎上建立我們的研究“本體”,從而確立我們的研究課題、對象及其意義。換句話說,大馬中文研究的“主體”並非泛泛其言即可建立之事者,它取決於“本體”的肯認與確認。

 

3近三十年來的馬新華人研究(19812010/廖文輝博士(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

2002年,黃賢強博士發表了《近二十年來新馬的華人研究》一文,一方面為馬新華人研究把脈,也描繪了相關領域的發展概況。本文除了在黃文的基礎上增補近十年來的發展,同時也從內在理路探討華人研究的趨勢。更重要是的是,本文進一步地將馬新華人研究視為國際漢學的分支,嘗試以漢學的框架來為本土華人研究定位。唯有如此,馬新的華人研究才能有更高遠的視野,而這也是讓本土華人研究走向國際的一個嘗試。

作為漢學領域之分支的馬新華人研究,這三十年來不論在硬體建設或學術出版方面,皆取得一定的成果,某些領域的成就甚至還走在科研前沿。從外在發展來觀察,不論是大馬還是新加坡,以華人研究為取向的學術團體或組織,都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紛紛成立;進入90年代,學術團體和研究機構更紛紛湧現。此外,各類期刊雜志、專著的出版,文物館和出版社的成立、地方志的書寫、學術會議的召開和碩博士學歴持有者等方面,皆有長足的進展。但是,如從內在學術發展的趨勢來看,卻又呈現南洋研究環節的丟失、史學功能不彰顯、資料整理和專著出版薄弱的現象。

201039日,星期二,南洋商報-商餘閱讀版)

【路人皆知】:水道運輸棺木,過程變路名

報導:陳振培

 

上週的《路人皆知》提到了喬治市邊緣地區,在80年代「遷都」後形成的怪象,即在光大附近有許多冷門行業,甚至是各類乾糧批發市場的集中地。

 

上週也解說了這個怪象的形成原因,而本週我們再從這裡出發,但這一回我們要走進民間統稱的「棺材街」。

 

大概很多人會覺得奇怪,為何市中心會有棺材業者集中經營的一條街,我們上週也提過,其實不是棺材業在市中心開業,而是市中心的轉移所形成的現象。

 

重點是,棺材店都集中在田仔街末端經營,除了這條街原本處在舊市區的最邊緣外,其實另有原因,即靠近喬治市中心原有的一條自然水道,即Pragin River,也就是當時人們眼中的港仔。

 

棺材店跟港仔有何關係?《老檳城路誌銘》作者杜忠全指出,80年代光大計劃落實後的喬治市中心,已看不見這條「港仔」,只有社尾萬山那一帶依然可見「港仔」的蹤跡。

 

他說,這條自然形成的河道,是從檳威海峽一直延伸到喬治市內陸,即穿過今日的檳榔律,並延伸到車水路的。後來在城市發展中被整治為下水道,但即使如此,水道的寬度還是足以讓舢舨及舯舡划進來卸貨及載貨。

 

「如上週所提到的,鹹魚埕及柴埕等,就與這河道息息相關,棺材業者也一樣需要這河道來運輸。」

 

他解釋,早期華人社會的棺木都是中式的,不像現在有西式的,那中式棺木都比較重,尤其需要整段的木桐來刨,這些刨製中式棺木的木桐,說起來也需要用水道運進來。

 

「不管是船運或用水飄進來,比起當時的路陸運輸,這肯定是比較輕便的方式,棺木做好後,要運送出去或市區的人出殯時,要把棺木運上山,這條水道也能提供更簡便的運送方式。」

 

他說,運送棺木的船沿著水道穿過檳榔律上的吊橋,所以有吊橋頭的路名,再往前划到車水路沿著與調和路平行的河道,繼續往前划,穿過了後來駱文秀的住家(那裡原本也是河面填土建成的),往前就出河口,繼而沿著檳島的北海岸,一直划到白雲山的義山。

 

他指出,不管是廣汀還是福建人早期的義山都在那裡,因此從田仔就近把棺木送到港仔墘後出海,也形成了後來的路名,並把這個過程串聯起來。

 

早期錯用“沓”,華文沒“畓”字

 

杜忠全說,畓田仔,早期很多的印刷文本都印成「沓田仔」,包括1900年最早的路名文獻也是用「沓」,但民間記憶和手寫路名,包括早期這條街許多店鋪門外竹簾印上的路名,大多都用畓田仔。

 

「這種情況,我們可以理解,因為畓是民間造字,一般華語沒有這個字,所以早期的植字員多以沓字來取代。」

 

他說,畓這個字也沒有華語讀音,只用在閩南話的畓田,此外就是日韓語才有的,因此過去上百年來,許多人都錯用為沓,這回到當時中文印刷文本須要植字的文本條件,可以理解其出錯的原因,畢禁這是罕用字。

 

他指出,現在即然發現被錯用了,就應該被修正過來。

 

「除了類似這種錯用的修正錯誤外,如果是另一種情況,即中文路名的慣用字跟方言字音有所距離,我們是否需要逐一改正?其實應該不需要了。」

 

他說,假如一開始就用這樣的漢字符號來記寫方言字音的中文路名,那這樣的路名符號經過一兩百年的使用,已經是符號化了。

 

「如果我們現在逐一的檢討每個中文路名的用字,那可能造成歷史的斷裂,因為這會讓改名後路名,跟過去一兩百年的歷史形成脫離的現象。」

 

所以,他說,一開始就錯(如果有),我們只能將錯就錯的繼續使用,不必更改符號,如果是近數十年開始錯用的,就要改正過來。

 

「別忘了,過去幾代的老人家都是念方言書,他們對方言轉寫成漢字的掌握,都比現在的我們強得多,所以我們應該避免草率地質疑他們的方言字。」

 

小路亂撞——

《老檳城路誌銘》(大將,2009)摘文

(从略)

2009127日,星期一,東方日報,北馬新聞-“路人皆知”系列專題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