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隆坡遇見葉亞來?

◎杜忠全

亞才先生把書遞送過來時,我瞄了一眼書名,哦,改了,變成《在吉隆坡,遇見葉亞來》了。

把書收下了,我隨即在心裏仔細回想:這些年來一直都沒少在吉隆坡跑動的,我,曾經在吉隆坡“遇見”葉亞來了嗎?

思前想後,只覺得一片惘然,所以顯然沒有!

關於葉亞來與吉隆坡,以前在課堂上讀來的——不管是小學的中文還是中學時期的國文歴史課本,那時都無不一致地承認他是這國都的開辟功臣,於是就烙下深刻的印象了。發現錫礦、居民聚落與商業街的初步成形,然後爆發了內戰、火災等等的,吉隆坡成而复毀,只有兩河交匯的濁流依然流淌。歴史課本都這麼寫著,考卷上也都這麼地答,說是葉亞來,是他在歴史的關鍵時刻,一而再地把吉隆坡從廢墟裏重建起來。葉亞來對吉隆坡不輕易言棄之後,之後才有英國殖民者,他們乃在葉亞來營建的基礎上,把行政中心給設置在吉隆坡。從雪蘭莪到後來的馬來聯邦,英殖民地時代的吉隆坡,就在葉亞來的足履上日漸發展成中樞位置。獨立了成為聯邦首都之後,歴史的脈絡依然延續著,倘若沿河溯源而上,我們還是得在歴史的上遊與葉亞來相遇,並見證一百多年前葉亞來幾番起落地營建吉隆坡的身影的。

以上的說法,當然是到我們這一輩為止對都門歴史的理解,也可說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常識與共識。這種歴史常識與共識的形成,說實在的,課堂上的歴史授受,其實扮演著至為關鍵的作用的。

小時候難得有機會到都門闖蕩的,關於都門的影像片段,往往只是幾幕的電視新聞或黑白的馬來影片上出現的城市街景。上了歴史課之後,未曾到都門之前,心裏總懷抱一份向往,說哪天有機會去看看葉亞來的吉隆坡,那該有多好!後來,後來老往都門跑了,在鋼骨叢林的車陣長龍裏匆忙來去,甚至在據說與葉亞來淵源深厚的茨廠街來回地巡行,但都沒曾“遇到”葉亞來。

在吉隆坡遇見葉亞來了嗎?不,一次都沒有!

話說回頭,假如不是在建國之際被選定為一國之都,那麼,這在兩河交匯處營建起來的吉隆坡,應該是與拉律區的太平、近打河流域的怡保乃至金寶等等那些因礦業而冒現的大小城鎮,是沒啥兩樣的。鑒於早期的礦業與華工乃至華裔承包商關系密切,以此背景形成的大小城鎮與華籍先輩具有血脈聯系,這自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後來成為一國之都,其地位就顯得大大不同了。

國都建設過程中的歴史詮釋,在政治乃至特定族群情感的視角裏,其身世也一再地被質疑與爭議。葉亞來在吉隆坡幾乎成了個大問號,只要稍微理解歴史與權力之間的張力關系,或許就能體會得其內裏奧妙了。

那麼,如今在吉隆坡,咱們有多少機會能“遇見”葉亞來的呢?落在吉隆坡市中心地帶的葉亞來路,按書裏收錄的遊川詩,說那只得區區四十碼的長度,且一邊是讓人舉貸的銀行,另一邊的當鋪則拉開了店門隨時候著人們上門典押家當,遊川的寥寥幾筆,讀來真讓人心酸!這盲腸一似的葉亞來路,往往就輕易地讓人給忽略了。葉亞來的舊宅,到如今也無處覓尋了——檳城的鄭景貴至少在喬治市老城區留下精致堂皇的“慎之家塾”和兩條街名,張弼士的藍屋“光祿第”在讓旅客投宿的同時也限時段地收費導覽,穿街走巷,他們的身影隱約猶在,而葉亞來呢?畢生艱苦地經營之後,這半個多世紀以來如火如荼的都會建設裏,除了側鬧市的仙四師爺廟之外,葉亞來自身,反倒變得無處容身了,撫今追昔,豈不教人喟歎乎?

因此,關於在吉隆坡遇見葉亞來,如今在車水馬龍的吉隆坡,假如只懷抱一點一滴的模糊印象和片面的歴史認知,終究是難見蹤影的。然而,假如手上有書,心裏有譜,或許還能按圖索驥,興許還能看出個苗頭來——至少對我這吉隆坡史的初級生而言,確實就是這樣。聞說亞才先生編的這一冊書,前幾年以《與葉亞來相遇吉隆坡》的書名出版之後,不出幾年即在坊間絕跡,可見近年來大家開始關注本土,也開始正視自己的歴史了。相對於嚴肅的史著作,歴史鉤沉的通俗書籍,其實具有一定的群眾需求,這畢竟是較為輕松與簡便的一種管道,讓今人與古人得以相遇。重版之後的《在吉隆坡,遇見葉亞來》,如今也正合時宜。

201016日完稿)

書名:《在吉隆坡,遇見葉亞來》

主編:陳亞才

出版:布咕·紀念葉亞來甲必丹聯合工委會

日期:2009.11

2010112日,星期二,南洋商報,商餘閱讀-風簷展讀欄

流連“金色大廳”……

這個新年天氣太熱了,太陽火辣辣的,白天的溫度居高不下,夜裏悶悶的,最好都躲在家裏不出門!

新年不出門,從《虎年》開始聽,再繼續把其他的系列錄音給搜羅出來;元宵十五還沒過,那就繼續過年,繼續流連“金色大廳”咯,呵呵

繼續過年,繼續流連“金色大廳”,浙江民族樂團的《映象江南:走進維也納金色大廳》(浙江文藝出版社)其實是挺不錯的。就算“鍍金熱”引人深思,但這一輯《映象江南》還是蠻有特色的:水淋淋的江南情韻,而且是浙江地方風格相當鮮明的一臺節目,聽來正好消暑。

骨笛演奏的《原始狩獵圖》是浙江民族樂團的保留節目,浙江已故作曲家錢兆熹的經典作品,《水鄉船歌》也不賴。當然,最特別的是《算盤》,把掌櫃專用的算盤樂器化,算是一絕吧。前幾年在檳州大會堂看東北演奏家馮少先的專场音樂會,其中就有《算盤》一曲——跟這是同一曲嗎?馮少先化身為掌櫃的之後再配上逗趣的表情“撥奏”著算盤,將掌櫃的刻薄形象模仿得十分出色,臺下觀眾都看得樂開懷……


又記:這套裝CD是早些年托朋友從上海搜羅回來的,帶回馬之後,卻先“溜進”電臺直播室了在空中播放,然後才送到我手裏,讓我“居然”先在空中與自己的CD“相遇”,哈哈!

過年的滋味儿

◎杜忠全

春節的跫音越來越近了,每到例假日,就算是關在家裏不出大門,但一整日裏總會有“年的滋味儿”忽忽悠悠地飄進屋裏,仿佛溫馨地提醒屋裏人,這會兒又到儲備春節糕餅的臘月時節了。

跟以往的鄉郊住屋不同,如今的公寓樓宅是一家炒菜幾家香的,生活的聲息雞犬相聞,而逢年過節前夕烘烤傳統糕餅,你要想秘而不宣,那幾乎是辦不到的了!一陣香氣從窗外頭迎面襲來,你的鼻頭就能機靈地分辨出來:嗯,昨天是沁著濃鬱椰香的貴加必(Kuih Kapit),今天的顯然是花生酥,那下一個例假日呢,沒准兒就輪到蕃婆餅(Kuih Bangkit)上場了!如此看來,樓下的這一戶人家,他們的過年細節還是挺講究傳統南洋風味哩!

集合一家大小的人手來為過大年准備糕餅,過去的大多數人家,幾乎都是那樣的。那時還沒出現DIY的生活理念倡導,但家家戶戶其實都在奉行著,說起來是整個社會的生活實踐呢!時代過來人的母親說,那時一般人家的經濟多不卓裕,往往一個人的微薄收入就得讓一家十來口人填飽肚子的,市場上現買春節糕餅的話,大人小孩都沒能盡情吃個痛快。再者,待到把孩子拉拔長大後,家裏有的是得以派上用場的小幫手,而主婦的餘裕時間也多了,於是也就有了額外的心思,來為即將來臨的節日准備糕餅了。臘月一到,春節的氣息轉濃,總指揮一聲令下,幾個工作程序一一分攤之後,就在指定的幾個例假日裏把一家子給聚一起,然後在忙碌卻不乏愉悅的融洽氣氛裏,把節日糕餅給一一做了出來。

過年的回憶特別多,其中就有一家人在廚房裏外嘻哈笑鬧地協力制作糕餅的溫馨畫面。我的印象裏,小時候跟家人湊熱鬧地動手做糕餅,就是從貴加必開始的。貴加必不積油,只要封存得好不讓它憋了,就相對地來得保鮮耐久,因此,廚房裏的過年滋味,往往就從它掀開頭的。

貴加必的模夾是家裏現有的,母親從積滿厚塵的舊物箱裏翻找出來了洗幹淨,再從市場上買來長條狀的烤爐——我的模糊記憶,那是略為打直了捆在自行車的後車座載回家的,然後再找個例假日,就是全家總動員的日子了。

老家的廚房外有不斷擺動送風的傘蔭大樹,烤爐擺在那兒正好適宜了。大家按各自的工序就位之後,碳條鋪上,爐火生了起來,蒲葉扇把火星扇得四下飛濺的,接著將混和著椰奶的米漿抹到圓形的模夾上頭,兩面攏合了夾起,然後一一往爐火上擱著;模夾攏合了後溢出在模子外沿的殘渣讓炭火一烤,惹人垂涎的椰香隨之溢散開了來。椰香四溢的,即使那是頗有間距的鄉郊住宅,左右鄰裏大概也不會不曉得,這一家人正在為過年而烤制貴加必了呢!

烤制傳統的貴加必,人人都得挨著燒炭的烤爐蹲坐在小矮凳上,並且理所當然地由經驗老到的母親專司火候,一旦逾時,就焦黑報廢了。時間拿捏得准,模夾就從爐火上移開了刮去外沿的焦渣,再松開夾子把渾發著騰騰熱氣的成品剝下,那當兒還得有人在一旁接過,並且手腳麻利地把它給折疊成小三角狀的,這才算完成工序;那些折得歪七八斜或不平整的“廢品”,當然在“品管”上不讓過關,於是就徑直往嘴裏送了——這就算是小幫手們的即時犒賞吧。

忙活了一整個白天,入夜之後在燈下檢視成果,手腳雖然疲累不堪,但是,過大年的喜悅,卻預早地在心間洋溢開了!

貴加必很南洋,但幾乎已成為本地華人過大年的必備糕餅了。只是,那整個烤制的過程太辛苦了,參與者都得挨著爐火屈身蹲坐,還得與時間競走般地趁熱折疊,一整日下來,大夥兒都給烤得滿臉通紅又指頭麻痛兼腰酸背疼的,嘴裏直嚷吃不消!幾大鐵罐的成品擱在廚房的一角,過年期間,大家都吃得開心啃得愉快的,分贈一些給親戚鄰人時,接受饋贈者更是笑顏逐開。但是,到了第二年,包括總指揮的母親在內,都對那辛苦煎熬的繁瑣工序興趣缺缺了,此後還繼續做節日糕餅,但貴加必嗎?不咯不咯!

於是乎,那些比我還要早入住家門的貴加必模夾,那一年之後,又只能繼續塵封了。後來搬家時,想到空間有限的公寓住宅更不可能有烤制貴加必的興致,所以都沒給保留,只把它們存放在記憶匣裏。每到過年的時候,一邊咬著市場上買來的貴加必,再一邊回味著一家子其樂融融地蹲坐一起,熱熱鬧鬧地烤制這南洋風味糕餅的黑白畫面……

只是,不管是自制還是現買的,從臘月逐漸升溫的過年情緒一直到正月裏火紅的鞭炮燒起來,嘴裏咬著的,鼻尖飄過的,還是記憶裏刻烙著的,在在都是過年的滋味儿呢!

            2010124日完稿)

2010211日,星期五,南洋商報-商餘

虎年,聽《虎年》

虎年,那就聽《虎年》吧。

《虎年春節中國民族音樂會》雙CD/VCD/DVD,那是上一個虎年(1998)的春節,北京中央民族樂團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現場演出的實況錄音。中央民族樂團的春節維也納行,即是維也納金色大廳的第一場中國民族音樂會,也是近年來中國眾樂團與歌手遠赴音樂之都維也納“鍍金”熱潮的起始點呢!。

今年又是虎年,據聞維也納有著四場中國民族春節音樂會之多,其中一場又是中央民族樂團的,是闊別維也納12載之後的再一次演出。

無論人在哪裏,春節照樣過。而12年前的《虎年春節中國民族音樂會》,還是具有特殊意義的。

虎年,那就聽《虎年》吧,呵呵!

 

中國樂團與歌手是否有必要花上大把錢赴歐洲音樂之都“鍍金”,在贈票多於售票+上座率不一定理想的情況下,已經有人開始反思了,轉貼如下——

 

春節音樂會紮堆 金色大廳“鍍金”之風何時休

2009-12-23   來源:人民日報  編輯:曹靜雲

一個春節,就有3場“中國春節音樂會”紮堆 一場演出,近1700個座位來了不足300

金色大廳“鍍金”之風何時休

編者按:1221日出版的《環球時報》,以《中國演出“鍍金”金色大廳遭質疑》為題,報道了中國演出團體一窩蜂奔向維也納金色大廳,而奧地利並沒有真正湧動中國音樂熱的現象。現將此篇報道摘編,希望通過此文,讀者能了解奧地利金色大廳演出的真實狀況,思考中國音樂特別是民族音樂如何走向歐美市場。

在中國人眼中,近140年曆史的維也納金色大廳有著金色的光環,那裏的新年音樂會等演出有著世界級的影響。隨著國際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演出商業運作日益成熟,越來越多的國家級樂團、地方樂團,甚至是中小學樂團都有機會到金色大廳一試身手。

然而,令人擔憂的是,許多演出只為國外“鍍金”、國內“出名”,過多地依賴贈票,制造轟動效應,已讓維也納當地民眾出現審美疲勞。當中國演出團體一窩蜂地奔向金色大廳時,奧地利並沒有真正掀起中國音樂熱。

金色大廳也是“金錢大廳”

場地可以租,給錢就能演

金色大廳全稱為維也納音樂協會金色大廳,建於19世紀60年代末。在金色大廳進行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每年都有全球幾十個國家和地區衛星轉播,10多億人收看。“金色大廳”也由此成了一塊名聲響亮的“百年老字號”。

中國人第一次“成建制”在金色大廳演奏還是1998年。那年年初,中央民族樂團在這裏舉辦“春節民族音樂會”,引起了中外聽眾的強烈反響。2003年,歌唱家宋祖英又在此成功舉辦了“個人獨唱音樂會”,開創了中國藝術家的先河。此後,國內一些有實力的歌唱家,也來到這裏演出,反響熱烈。

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不是所有的演出團體都有資格登上金色大廳的舞臺。而如今,金色大廳除了每年固定的新年音樂會還保留著最高規格的頭銜以外,一年當中的其他時間,場地都可以出租。一些特殊的演出檔期,也會出現場地供不應求的現象,要提前兩三年預定場地。

場地出租給外國演出團體,金色大廳也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金錢大廳”,不僅演出經紀公司可以運作,甚至連有資源的旅行社也可以做到。

曾在國內某旅行社工作的李女士,前兩年策劃和組織過國內演出團體赴金色大廳演出。據她透露,一場演出的場租費高達7萬歐元,而附屬的許多其他費用還並不包含在內,比如樂器的搬運就需要額外的4000歐元,印制節目單等項目也均有明碼標價。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除場地租賃費外,還要支付金色大廳版權費用約20萬元人民幣,攝像設備架機費(由金色大廳指定公司負責拍攝)40萬元,以及票務費、人工費、裝飾費等等。

演出紮堆嚴重,95%是非商演

“門票基本靠送,當地評論基本沒有”

在場地可以出租的金色大廳裏,中國的演出團體頻繁現身。據不完全統計,從2000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都有大約10個中國演出團體在這裏演出一二十場。僅2009年初至今,已有8個來自中國的演出團體或個人在金色大廳演出。而日本、韓國等國家來奧地利演出,選擇金色大廳的,近兩年只有一兩次。

中國演出“紮推”最嚴重的時候,是在春節、國慶和學校暑假期間。2009年初,金色大廳就接連舉辦了三場“中國春節音樂會”。奧地利當地朋友問記者,哪場才是正宗的中國春節音樂會呢?而在2010年的1月底2月初,已確定有4場來自中國的“新春音樂會”在等待奧地利觀眾。暑假期間,來自國內的學生演出團體則比較集中。

由於市場需求大,最近,金色大廳針對中國演出團體的要價也越來越高,相當於外租價格的最高檔了。記者調查近10年來在金色大廳演出的國內演出團體發現,95%以上的只在金色大廳表演一次,而且是非商演形式,相當部分“鍍金”的色彩明顯。一些演出與金色大廳的風格根本是格格不入,比如一些舞蹈節目和帶有少兒夏令營活動色彩的演出,竟然也擠進來,甚至提出“非金色大廳不演”。

更令人尷尬的是,有些國內去的演出,到場觀眾大多是拿著贈票去的。據策劃人李女士介紹,一旦缺乏了贈票“渠道”,演出現場會十分尷尬,比如一次中國某小學生演出團的演出,近1700個座位只坐了不到300人。只要上座率不錯,演出團體就滿意,隨之而來的便是國內關於“此次演出在金色大廳獲得巨大成功”的報道。

與國內相比,歐美文藝演出贈票很少,高級別官員也會堅持自己買票。金色大廳票價從5歐元(站票)90歐元不等。新年音樂會的票價則可達兩三百歐元。據維也納當地華人講,有的中國演出能送900張票甚至更多,市場損失可想而知。

當地華人打趣說,一些中國團體的演出,“觀眾基本靠組織,門票基本靠贈送,當地媒體基本沒報道和評論”。華商張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既為能有贈票去欣賞國內演出而高興,也感到近年來的演出“多而雜”,雷同較多,缺乏創新。過多的贈票會使中國民樂演出“掉價”。

金色大廳演出部經理也曾坦言:“我們對中國民樂團的水准搞不清楚,不太可能進行任何的藝術認證。一般交了場租並簽合同,就能在這裏演出。”這位經理認為,金色大廳的演出不會標志一個樂團的水平。

不要神化金色大廳

關鍵是做好國內市場

或許是金色大廳的光環過於光亮,幾年前,國內媒體在報道它時,喜歡把它描述成音樂界的“權威象征”,認為只有世界一流的音樂設施、一流的樂團、一流的指揮家才會出現在那裏,而且覺得那裏的觀眾最挑剔,把一些中國藝術家在那裏的表演說成是去挑戰、去征服、去升華,甚至是“不辱使命的音樂之旅”。

對此,國內一些老藝術家提出,不要神化金色大廳,也不要神化在金色大廳的演出,特別是民族音樂領域的演出,更不能把它看成是代表音樂成就的唯一標杆。

中國藝術研究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主任、作曲家田青就提醒說,對金色大廳的迷信和神化,是近幾年在民族音樂推廣中出現的重大誤區。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張頤武表示:“國內演出團體著魔金色大廳的現象會逐漸遞減。因為民眾會越來越清楚,有的演出是有錢就可以進金色大廳。”他認為,中國人迷信去金色大廳演出,既是渴望讓世界了解,也是借機提高自己在國內的美譽度。這種願望可以理解。但這樣做要考慮西方民眾的接受度。另外,中國演出團體要消除跨語言障礙,還有一定難度。他建議,先要把中國國內的文化市場做好。

紐約一位藝術經紀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一些演出團體不想閉門造車,把出國巡演當成向西方學習的機會,也有可取之處。但如果在國內屬二流三流的演出團體,還是要先立足國內。隨著中國人演出水平得到世界公認,今後會有更多西方音樂廳的邀約主動送上門來。

對中國藝術團體,特別是傳統民族藝術演出團體走出去,歐美當地華人也認為,只要不是盲目的,不是以次充好,“走出來”是應該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僅僅通過文字或者媒體報道,遠遠不足;如果能走進音樂廳,親耳聽到、親眼看到,肯定會對中國文化了解得更深。

維也納華商李先生認為,國內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宏觀調控和指導,遵循“少而精”的原則,將國內的音樂精品展示給國外觀眾。他舉例說,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也是在金色大廳舉辦音樂會比較多的外國演出團體,每年基本都會舉行一兩次巡演,每次演出近10場,音樂會表演曲目主要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因為它的演出質量高,觀眾群比較固定,完全采取商業演出的運營模式,已發展成當地觀眾認可的品牌演出。

燈會•極樂寺

◎杜忠全

作為檳島旅遊地標的鶴山極樂寺,總在旅遊旺季掩滿遠來近趨的人潮,遊人磨肩擦踵如過江之鯽的。擠滿遊人的極樂寺,年終時節漫漫一個多月的學校假期是一大段落,新春前後的吉祥燈會,則是另一段落了。

自上個世紀的80年代初期以來,極樂寺便循例在新春前後舉行“萬佛光明吉祥燈會”,這裏頭其實包含兩項一而二、二而一的活動,首先是在視覺上吸引人潮的新春燈會,其次是漢傳佛教寺廟一般擇訂在新春期間舉行的萬佛寶懺。

寺廟在新春期間讓信眾點光明燈並行懺祈福,這不能說沒有典籍與教義上的依據,同時也與元宵燈節起源裏的漢武故事互為呼應,醞釀成新春燈會,說起來不可謂不合時宜的。過去的社會,佛寺道觀往往是市井百姓的娛樂聚散地,所謂的廟會,即是以寺廟的宗教法事為中心形成的複合型活動,現在說的燈會,算來也是。

東南亞百年古刹的極樂寺,其以萬佛寶懺為核心而產生的新春燈會,至今已延續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了。新春期間行萬佛懺,這裏頭有著漢傳佛教的傳統,而原為福建鼓山湧泉寺海外下院的極樂寺,過去當然也不是不曾舉辦這一聚眾修持的法會的。只是,後來固定為年度活動,恐怕還是與臺灣佛教建立密切聯系之後才出現的了。

臺灣佛教界每在新春期間舉行萬佛懺,這當然不是一種地域性的特殊現象,但在馬關條約下與中國大陸切斷政治聯系達半個世紀的臺灣,佛教也難免在日本殖民下逐漸日化。據知,新春期間行萬佛懺之風始於日治時期,而這與七度應邀訪臺的閩南名僧會泉法師有關。來自廈門的會泉法師多次赴臺,為日治下的臺灣佛教引介了包括萬佛懺在內的漢傳佛教傳統懺法,此後即成傳統。因時代因素,極樂寺一度與中國大陸中斷聯系,轉而與臺灣的鼓山法脈密切往來。雖然為臺灣佛教引介萬佛懺的會泉法師也在太平洋戰爭之時飄海南來,但極樂寺的新春萬佛懺,還應該是輾轉傳自臺灣的。

後來成為檳島新春旅遊熱點的極樂寺燈會,其實是肇始於第四代住持白聖法師(1905-1989)的時代。只是,初期的燈會只得數百盞的祈福燈,與眼下流光溢彩的勝景不可比擬。經營了幾近30年之後,極樂寺的燈會益加燦爛,入夜以後,鶴山一片燈火輝煌,五彩的裝飾燈與信眾的祈福燈,從臘月廿六至正月廿八之間,一起成為檳島新春夜的亮點,遠眺或近看,悉聽尊便!

2009119日完稿)

圖片說明——

1.大雄寶殿前方的簷下掛滿了祈福燈,抬望即見燈燈相連,一片光影交錯的景象。

2.彌勒殿後方鐘鼓樓的一角,這一個晚上,漆黑的夜色無處落腳的。

3.夜空的一角剪出光燦燦的塔影,這種景象一年才只一見,錯過就得等來年了。

4.燈下走過,你說,那究竟是人賞燈還是燈看人呢?

5.山下的人往山上眺望燈海如白晝,山上的人往山下俯看夜色緩緩流動,山上山下,其實都成風景的。

200926日,星期五,南洋商報,旅遊達人專欄)

【路人皆知】:行行出狀元,各占一條街

◎陳振培

 

站在80年代以後的喬治市來看,會覺得眼前的景象很怪異,為何作為市中心的光大附近會有棺材街、鹹魚埕、柴埕及胡椒埕等,不禁想問這些另類行業,為何會佔據市中心最熱鬧的主要地段?

 

尤其是很難令人相像,喬治市的中心點是一片又一片曬胡椒、鹹魚及各類乾糧的地帶。

 

其實,光大的所在地,即港仔墘在70年代以前是交通集散地,所有島內的公共交通,包括私營巴士,這包括行走在北線,即丹絨武雅到直落巴巷一帶的藍巴;西南郊區的黃巴及川行到亞依淡的青巴等,他們的公車總站都在港仔墘。

 

至於更早期,即二戰前後的港仔墘是牛車(拉貨)、手車(推貨)及人力車(載人)都集中地,也因為是交通集散點,就形成了商業區,包括murah廉價市場(俗稱摩拉)也建在那邊。

 

然而,就算這裡是個交通集散地,但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鬧市,這裡的真實情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檳城路誌銘》作者杜忠全指出,80年代以前,從港仔墘能夠走到檳島主要的逛街區,即新街,所以是主要的商業及交通集中地。

 

他說,後來在80年代,前首長敦林蒼佑把州政府行政中心搬到光大後,才使該區成為集經濟、政治及行政的城市中心,而行政區之前是在現在的市議會,即舊關仔角一帶。

 

因此,他說,其實不是另類行業佔據市中心,只是市中心靠過去,而這些另類行業本來是在邊緣地區經營生意。

 

他解釋,來到社尾後,喬治市就是邊緣,而19世紀末的喬治市,邱公司到打銅仔街仍屬市區範圍,惟不是政經活動的主要區域。

 

他說,該區是民居經營一些小型作坊的地區,如打銅業、打鐵業、打石業及打麻索業等。

 

「這也包括經營鹹魚及進口貿易的商號,都聚住在鹹魚埕(Prangin Lane);火柴進口貿易則在柴埕(Maxwell
Road
);胡椒貿易公司則在胡椒埕(Jalan Sg.Ujong)。」

 

他說,這些以埕為名的路名,都跟路上行號商品有關,即因須要大片土地來曬乾商品,所以這些景觀不可能出現在市中心,以影響市容。

 

邊緣地帶變鬧市

 

現在的光大市中心,其實是當代的邊緣地帶,即由小型作坊或貿易行號進駐,特別是棺材與其相關行業,即打墓碑的行業,也因而有了打石街。

 

杜忠全說,在民俗心裡上,人家會排斥這種行業,所以不可能在市中心經營,而這些行業集中經營的地方,其他行業也會迴避,這個地帶的產業價值相對比較低。

 

因此,他說,書店業,即利潤不高的行業,可進駐沓田仔街,與棺材街共存,主要是租金較低。

 

到了80年代後,在城市發展計劃中,港仔墘一帶建起光大後成為市中心,眼前的景象才會顯得怪異,而保存下來的老路名,也說明是該區邊緣區,不是市中心,而是邊緣變中心。

 

至於最早的市中心商業區是牛干冬,即舊街,行政中心則在Light Street,即現今的市議會及法庭的所在地,而大街(China street)則是華人社群形成的商業街。

 

小路亂撞——

《老檳城路誌銘》(大將,2009)摘文

(从略)

20091130日,星期一,東方日報,北馬新聞-“路人皆知”系列專題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