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想起的

杜忠全

過冬至了,來的不是冬天,是熱呼呼的湯圓,一向是這樣。

在赤道線上,冬至從來都不是節氣,而只是老符號底下的傳統節日,祖祖輩輩漂海帶過來的。過了闔家搓湯圓的冬至,便是老人家掛在口裡的“紅毛冬至”(耶誕節),然後就等過年了。所謂冬至,儘管書上說得熱鬧,但在現實的操作裡,它後來只是稍後過大年節的前奏,提醒人們得開始準備過大年而已了。

顧名思義,冬至是冬天的節日,但冬天究竟是個什麼模樣,我們早前的經驗裡,往往還是街上的百貨公司告訴我們的。月曆掀到了陽曆十二月,耶誕的跫音近了,百貨公司的櫥窗擺設紛紛都佈置起雪橇老人和雪柏樹,那柏樹上頭點綴風情的粉白棉絮告訴我們,北國的冬,原來就是那個樣子的了。我們過冬至,冬天從來很遙遠,廚房裡端出來的熱呼呼的湯圓,才是親切真實的:

“咦,你怎麼現在就回來島上了?”前幾天傍晚走上山路時,我不經意地問一個朋友說:“不等多一個星期回來過冬至嗎?”

“嗯,冬至是什麼?”他聽了笑問道。

“啊,冬至呀,”我有些許錯愕,隨口給他答說:“不就是吃湯圓嘛!”

“哦。”他無可無不可地答說。

赤道線上的日頭赤炎炎裡,誰在意過什麼冬至?而且,鄉外遊子忙著找生活的盲目節奏裡,更不在意吃什麼湯圓的了,我想。

切切實實地感受到湯圓裡頭的冬寒,還是在飛越北回歸線之後的留學歲月。何況,入冬以後,冬至之前,那裡的人們還有個立冬進補的環節呢。臨近立冬了,大學社區的店家紛紛把補冬的街招給貼到門外,形成入冬以後的第一道季節性景緻。補冬過後大約個把月,寒意更甚了,才給換上冬至圓的牌子。節氣所謂的冬至,在伸出寒衣長袖外的五指之間,在周遭無所不在的凍寒空氣裡,滿滿都是。

補冬是北飛之後才新鮮接觸的,冬至圓卻是從來不曾短少的,差別的是,那時的湯圓是浸泡在低氣溫的冬寒裡的了。繁華邊緣的山崗上,鄉外遊子手裡捧著冬至晚會的熱湯圓,卻驅不散心頭的淒冷,眼前總也揮不去一家子圍坐一團搓湯圓的熱鬧景象。雖然長期在赤道線上,雖然冬意只在大街上的櫥窗裡,但童年以來凝定的畫面讓自己執著地認為,不管冬天在或不在,冬至節首先就應該是這樣。

更何況,大學校園裡外接二連三的冬至晚會端出來的冬至圓,肯定都是從社區店家的電冰箱裡現買來的包裝湯圓,儘管餡料多姿多彩,卻缺了溫煦的親情。過節嘛,除了節日食品之外,更還在於一家子偎靠在一起的感覺,不是嗎?

20071222日,星期六,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南洋商報-商餘)

班蘭•石磨•冬至圓

杜忠全

老家屋後的排水渠旁,長著一大片茂密的班蘭葉。平日煮食甜點的時候,母親只需推開後門了近走幾步,隨手摘它幾片班蘭葉了過水洗淨,再打個結了丟進鍋裡,就能煮出透發著淡淡幽香的燕菜或綠豆粥紅豆湯的了。我們的鄉區老屋有一片很大的院子,而班蘭葉是很有用的香草兼藥草,大人們往往都特加栽植來備用的,屋子兩旁的花棚下和廚房後的雜草叢中,都能找到它們的蹤跡。廚房後方的排水渠旁有一灘爛泥地,那裡的班蘭或許得到了充分的滋養,慢慢地也就蔓延成叢了。臨到冬至,那一大叢的班蘭葉,也就成為我們榨製天然色素的絕佳材料了。

因為屋子週遭有取之不盡的班蘭葉,於是乎,每每到冬至前夜搓湯圓之時,家裡少不得都要榨出小半杯的班蘭汁,然後用它來染製綠色的冬至圓。跟和上化學色素的湯圓相比較,班蘭的葉綠素染製的綠色湯圓,有著一股誘人的天然芳香和色澤,而且你知道,那是大自然的餽贈,無害,貪口地多吞幾顆都無妨,因此很受歡迎。但是,除了這小小的點綴之外,早年的冬至節之前,家裡更還有其他更繁瑣的準備程序。

在市場上還沒銷售現成的乾糯米粉的年代,老人家們都得DIY。冬至的跫音近了,老祖母首先得將平日用不上而懸樑高掛的畚箕給取下,輕輕退去沾滿厚塵的幾張舊報紙,再用清水沖洗乾淨。逢年過節準備節日食品才用得上的幾件白色墊布,也得找出來了在水裡泡上個大半日,然後才搓搓洗洗了晾起來。喔,還有,還有個笨重的老石磨,在童年老家,它可是比我們這些小輩都要大上好多歲數的哩。平日無甚用處的老石磨,都讓些雜物給壓住了,一俟冬至節來了,就該它顯顯身手了。堆疊在上頭的雜物都給撤去,然後給它沖個冷水澡──那磨盤上的溝槽尤其得仔細刷洗一番;高高掛起在木把柄也給取下來,經年累月的塵垢付諸水流,再讓正午的日頭把它曝乾。這麼些過節前的配件都張羅停當了,還得記得把糯米給泡它一宿的清水,然後才能讓石磨來磨成米漿。

大人們的忙活往往是小孩的熱鬧,過冬至前,磨米漿首先就是一項節目了。盛糯米的盆子就近擱在石磨旁的木箱上,再摘來一片波羅蜜葉子了將它壓在磨盤的漏槽下沿,長長的木柄給插上去,節目也就開始了。先是老祖母,後來是母親,她們一勺接一勺地把和著水的糯米往石磨的小圓洞裡舀,好玩的小幫手就抓著木柄,按照大人的吩咐煞有介事地推動石磨。小片刻之後,米粒也就化為濃白的米漿,從石磨和磨盤之間滲出來了。濃白的米漿沿著微微下斜的漏槽緩緩流下,讓套上了細麻袋的桶子在下方接住了。

磨米漿成為枯燥乏味的重複動作之後,趨前湊趣的小孩也就開溜。大人們忙上一個上午磨出一桶子的糯米漿之後,還得將細麻袋緊緊地包紮起來,讓沉重的石磨外加石臼磨刀石等壓在一起把水份擠出來。有經驗的主婦都能將時間拿捏得準,待麻袋裡的米漿呈固體狀了,暮色正好就爬上遠天的山頭,一家子用過晚飯了把桌面清空,大圓畚箕往上一擱,白墊布給舖上,推好了後和上色素的糯米團一一端前,這也就是一家子圍坐在一起搓湯圓的時候了……

童年裡的冬至圓,那是家裡的人一起用細密的心思和繁瑣的工作程序準備出來的。自己家裡經過幾番勞動仔細磨出來的糯米團、院子裡採來的班蘭葉榨出的天然色素,再和上一桌子的親情和笑語在燈下交流,用不了多少時間,也就搓滿一二畚箕的冬至圓了。夜深時分熄了燈,沒有北風呼呼和漫天飄雪的北國景象,但年終時節的東北季候風嘩啦嘩啦地吹,空氣浸透著微微的涼意,雖然不就是那麼一回事,但我們的冬至,就讓那連日來廚房裡外的忙活和燈下的暖暖親情給烘托出來了。

童年老屋讓路給社區發展之後,祖父留下的老石磨,我們後來的生活空間沒得它容身的了,後來都只在回憶裡,而且是在過冬節的回憶裡,它才會出現的了。一年一度的冬至節,家裡循例還是要從市場上買來班蘭葉了榨汁,循例還是要自己搓製冬至圓,還是要在煮湯圓甜湯時下班蘭葉。所謂的冬至,所謂過冬節,當然少不了當天晨起的一碗熱湯圓。熱呼呼的冬至圓,甜甜的湯裡有一股幽幽的班蘭香,吃了長歲數,但是,以前那種幾番繁瑣之後才琢磨出來的生活心思,而今卻已一去不回頭了……

20071220日,星期四,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

勝任自在的來時路──李憶莙談寫作這一回事

●杜忠全

513《學生週報》說開頭

按照約定的時間,我和李憶莙在吉隆坡時代廣場附近的紫藤茶原見面,預定談她三十多年來的寫作心路。訪談之初,我循例探問作家的寫作起步,李憶莙於是從513《學生週報》說開頭:

“最初是因為513……”

“啊,你開始寫作怎麼會跟513扯上關係的呢?”不等她說下去,我就忙不迭地插問了!

“哦,因為吉隆坡發生了513事件,我們都被關在家裡不讓出門了,”她接著告訴說:“就在那時候,我的鄰居抱來一大疊的《學生週報》讓我消遣,我就從那以後開始寫作了……”

在這之前,李憶莙當然也喜歡閱讀,但看的都是家裡藏的小說:

“但是,你看那些小說並不會勾起提筆書寫的念頭,因為寫那些書的都是作家。作家嘛,”把作家兩字加強語氣強調了後,她才繼續說:“他們會寫小說讓人買來讀,是理所當然的,你不會在閱讀中聯想到,自己或許也能像他們那樣地提筆寫作……”

因戒嚴而禁足在家,她才因緣際會地接觸到《學生週報》,也在那時才得到啟發:像她那般年紀的在籍中學生,原來也能寫一些東西,然後變成鉛體字了印在書頁上讓別人讀:

“《學生週報》闢有短文習作版,刊載的都是跟我年紀不相上下的學生作者投遞的稿件。我讀著讀著,開始喜歡裡頭的一些文章,並且也學著寫,進而發現自己也有寫作的能力。”回憶最初的寫作階段,她說:“我投遞的第一篇稿是登在習作版的,寫的當然是青春少女的傷春悲秋,當時姚拓還寫了評語,說‘十七已糊塗,七十還得了’的,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呵呵!”

第一篇稿被姚老發表在習作版之後,接著遞投的稿,就讓悄凌給刊在文藝版面了。這般快速的提升,讓她得到莫大的鼓勵:

“所以,後來有人談到寫作時說,自己的寫作歷經了諸多的磨難,遭遇了連番的退稿與挫折的,才終於漸見平順。我的經驗就不是這樣,打一開始投稿,我就很少遇到退稿或投籃的情況的……”李憶莙說。

“那麼,”我問說:“你最初都是在《學生週報》發表作品了?”

“對呀,但我畢竟有一些遲了。”她說:“513過後,我才接觸《學生週報》,然後開始在每個星期三下午到印度店等候新出爐的《學生週報》運到,也透過《學生週報》結識了不少文友。有一個從檳城下來的思采(趙維富),他到吉隆坡的報社上班之後,經常在聊天時告訴我,他們早些年在檳城南園的學友會活動的熱鬧情景……”

“啊,南園,我知道,就在車水路(Burma Road)上嘛……”我插嘴說。

“對對對,他說那裡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文藝青年,包括當時編《蕉風》的李蒼(李有成)在內。但是,自從513事件之後,全國各地的學友會都被解散了,我聽了只有羨幕的份,覺得自己錯過了一個精采的年代了!”她說。

“那你開始投入寫作是在哪一年呢?”

“嗯,‘五•一三’過後,那是1970年。”她說。

“哇,那就已經……”我心裡約略一算,說:“到現在都37個年頭了呀!

“是啊,我算得上是馬華文壇的老作者了,呵呵!”她笑著說了,然後拿起茶杯吮飲一口普洱茶。

堅持還是自在,或者勝任寫作?

讓自己在寫作道路上延續了快四十個年頭,,中途不曾有意識地讓書寫中斷下來,但李憶莙不說那是一種堅持:

“說堅持嘛,那是你把一件事情做得很辛苦、做得咬牙切齒的,但還是不能放手或不讓自己放手──這因為你要透過這一件事來達到某些目標,或在裡頭找生活什麼的。但是,我覺得自己顯然並不是這樣。對於寫作這一件事,自少我一直覺得自己做得很……”想了想之後,她才說:“很自在,所以無所謂堅持不堅持的,做得愉快就讓自己一直做下去……”

因為喜歡,所以一直讓自己長期地做一件事,而且,也因為這純粹是個人喜歡的事情,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僅只是什麼手段,所以也就說不上堅持不堅持的了:

“而且,從開始寫作到如今,雖然我不敢說自己的作品是最好或很好,但至少不會太差,否則我不會讓它發表。所以,寫作這一件事,我覺得自己還勝任愉快的。”

“嗯,好了,不說堅持寫作,那就說……”我問。

“勝任寫作,呵呵!”她隨即接著說,語氣間帶有一份毫不猶豫的自信,這也是很“李憶莙式”的一種率性:

“所以,有些人說,哎呀,我的作品是隨便塗寫的,寫得並不好。這麼說雖是謙虛,但我覺得太--虛偽了!”把個“太”字的韻腹給拉長,然後她才接著說:

“給我就不會這麼說了。我的想法是,作品的好壞儘管要由別人來評說,但寫作人至少要通過自己的這一關,如果自己覺得真的見不得人,那就別拿出去了呀!”

因為自己喜歡而對寫作感到自在與愜意,並且自覺自己對這一件事還勝任有餘,這麼樣的一份自信,李億莙覺得無需特意謙讓的,否則就太做作了:

“而且,馬華文壇不就那麼一個小圈子的人了,在裡頭求名求利的話,名就是那麼幾個人知道你了……”她說。

“對呀,就算你走出自家的大門外,搞不好鄰居都還不一定曉得你從事寫作呢!”我打哈哈地說。

“就是,名是那麼一點點,利嘛,稿費就是那麼一些些了,為名為利搞寫作的話,似乎並不划算。況且,馬華文壇從來都養不起作家,寫作的回酬往往只能用來‘買花戴’,這麼多年來,我太清楚了!”說話的時候,那“太清楚”三個字是被特意強調的,然後略為頓了頓,才又繼續說:

“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寫作的。”關於讓自己在長時間裡從事寫作的話題,她這麼說了:

“最重要的是我喜歡做這一件事,我做得很自在,做得勝任愉快,所以我一直繼續寫著,沒所謂放棄不放棄、堅持不堅持的!”

 (4之1)

 

2007724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42

台語流行曲的時代滄桑(下)

●杜忠全

1949年的政治風雲裡,大量的大陸籍移民隨同國民政府渡海逃難到臺灣地區,改變了臺灣島上原來的族群結構。當時逃難到臺灣的大陸各省籍人士,原本並不打算在臺灣紮根長住,而是期望他們所追隨的國民政府有朝一日能恢復原有的政治與社會秩序,讓他們得以回返大陸的原鄉。舉個例子來說,比如導演李行當年在《(電影)“街頭巷尾”和“路”的構想》一文裡的夫子自道,說明他拍攝電影《街頭巷尾》的意圖時明白地說:

“《街頭巷尾》的外省人都是追隨政府來到此地, ……我的意圖是想拿針刺一下,告訴他們:我們(是從)大陸到此地來的,我們到這裏不是長久,你不要在此地苟安,就想在此地立了業,買了地,蓋了房子,就覺得要老死在臺灣了,就是說我們的家還是在大陸,我們(最終)要回去……

這樣的一種表白,足以代表當年身在台灣的所謂外省籍人士,對他們自身當前處境的一種自覺,以及對未來前景的強烈企盼。

此外,國共內戰之後遷居到台灣的這些外省人,在當時幾乎都不通曉台語。於是乎,對於生活周遭所接觸的人口操的鄉土語言,乃至眼前觸目所見的生活環境,大多沒有什麼親切之感。這比如當年莊靈在評論李行的電影《路》時就說:

“在配音和攝影上,如果只顧地方色彩,而使原本不應混雜的聲音(原按:如台語燒肉粽的叫賣聲)和畫面(原按:如小街上的小廟和布袋戲)生硬的出現……”

當時台灣執政當局所擬定的政策,是以台灣來作為反攻大陸以恢復政權的復興基地,並且還以臨時首都臺北所在的台灣島來充作中國全體的施政方針之下,導演在鏡頭方面特意突出了台灣的地方性色彩,竟然也會惹來了評論人的批評!電影是如此,其他方面又何嘗不是如此的呢?

除此之外,就當時台灣地區的情況來說,台灣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幾乎都掌握在居少數的外省籍官僚手裡,台語乃至台語歌曲即使是主要族群的語言以及他們喜歡樂見的通俗歌曲,卻不是當時社會上(操控文化教育機制)的主流社群所願意接觸的,其境況與地位,也就可想而知的了。

除了上述的情況之外,更為重要的,還因為有著稍後國民政府在台灣長期推行的“國語政策”使然,台語歌曲即使依然佔據一定的市場,但在臺面上,仍舊受到政策法令與其執行者加諸的種種限制,以致發展的空間極其有限。更何況,在族群結構驟然改變,而國語歌曲挾其政策上的優勢,成為台灣本土音樂市場的主流樂種之後,原先在日據時代蓬勃地發展起來,並且一直在台灣本土漢人的音樂生活裡居於主流位置的台語歌曲,此後也就地位不復當年的盛況,一直到上個世紀的90年代之後,才有明顯的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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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3日,星期四,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29

台語流行曲的時代滄桑(上)

●杜忠全

談到唱片工業勃興之後出現的近代中國之時代流行曲,一般都以老上海的國語時代曲為代表,也以民國時代的老上海作為近代中國唱片工業的主要基地。這樣的看法當然沒錯,但是,卻明顯忽略了以台北為中心的台語時代曲──這台灣島上的殖民城市,其實也是另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中心地帶。

台語時代流行曲在20世紀的30年代應時出現,首先,它是臺灣在日據時代裏從農業社會起步,然後逐步朝向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時期的工業產物,也是日本殖民母國的唱片業者把他們的業務延伸到臺灣來以追求商業利潤為前提的情況之下,源源推出市場以本逐利的工業產品。從商業操作的角度來說,沒有市場需求的產品,當然是無法持續生產的。因此,台語時代流行曲的創作與唱片發行,能在日據時代得到很大的發展空間,並且自此伴隨著臺灣社會跨越了不同的歷史年代,見證而且經歷了時代的艱辛與政治動盪,那也是因為有著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對它有著需要,因而乃形成足以維持它持續生存的市場之緣故。

商業機制底下產生的音樂作品,它們在推出市場之後,必得想方設法去刺激人們產生需求與消費的欲望,同時,創作人尤其也需要廣大市場的善意回饋,給予他們精神與物質方面的兩相滿足,才可能有後續創作的動力。“藏諸明山以待後世”的創作心態,在通俗歌曲的創作領域裏,是顯得太高調而讓人難以想像的。

按此背景來說,台語時代流行曲的產生,以及它後來的持續發展,廣大受眾方面所給予的善意反映,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一大推動因素。這些以唱片的形式流入市場,然後在群眾之間傳唱開來的通俗時代曲,雖然是特定的創作者個人的創作,但對傳唱的群眾而言,作品本身必定也有著足以引發他們產生情感共鳴,甚至還代替群眾進一步抒發他們內心的感受,讓社會大眾的心聲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才是。

半個世紀以前的台語時代流行曲,只有臺灣本省籍的漢人(包括閩客籍貫的在內)參與創作與演唱。就社會大眾的接受層面而言,這是當時臺灣漢人社會的音樂生活裏頭最為普及的,同時也是作為市場主流的現代音樂類型。然而,到了日據時代的後期,日本方面因戰情日漸吃緊,殖民當局於是乃強力推動“皇民化政策”;在此非常時期的強勢政策影響之下,台語時代流行曲的蓬勃發展,至此也就驟然夭折了。

20世紀中葉,在中國政治的風雲變色裏,國民政府戰情失利而倉卒遷出大陸以後,源出於老上海的“國語時代流行曲”,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驟然變色之後,主要雖然撤退到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來延續其原先的發展勢頭,但爾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臺北,也逐漸發展成另一個替代性的中心地區。香港爾後到台灣,乃至後來港臺並稱的中文通俗流行曲時代,在當年臺灣的執政當局強力推行“國語政策”之後,於是焉形成了。

2之1)

20071206日,星期四,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