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九日談到觀音誕

杜忠全

農曆六月十九是觀音誕,連同二月十九與九月十九在內,一年總共有三次觀音誕。一年三回的觀音聖誕,傳統上分別解釋為菩薩之降世、成道與涅槃(也有說是發願)紀念日。但是,觀音並不是現實時空裡出現的歷史人物,當然無所謂降世與成道的,因此也就沒有所謂槃。而且,觀音信仰固然源自佛教,但女性化的觀音身相以及民俗化的觀音慶典,主要還是在佛教入華之後,逐步與中國民俗結合的過程中形成的。因此,觀音誕之所源出,往往還得從中國古代的民俗來加以追究了。

二月、六月和九月的十九日之外,世俗也有以十一月十九為觀音誕的,按此即一年有四次觀音誕了。但是,關鍵並不在於觀音誕究竟是三次或四次,而是觀音誕都不偏不差地落在農曆十九日。人們專以十九日來進行觀音慶典,這並不是什麼天機巧合,更非源自神秘的數字信仰,而應該與古代的閨中風俗有著密切的關聯。

古人有以每個月的廿九為上九、初九為中九日,而十九則為下九日的傳統。近代以前的中古時代,民間習俗有以每個月的初七與下九為閨女嬉遊日的。對於古代生活裡的女性,我們以往都一相請願地想像,以為在民風閉塞的古代,男女之間的性別分際尤其嚴明,婦女似乎都被禁錮在繡房與廚房裡操勞的,卻原來也有相當人性化的風俗:逢上初七與下九日,閨女們就得以相互邀約,然後聚夥進行她們的閨中遊戲。初七與下九日的閨女嬉遊,其中的一個方式,便是串家走戶地向街坊鄰里討取一些用料,然後跟夥伴湊在一起享受這煮食的過程和成果。因為已經習以成俗了,人們見到閨女上門也就曉得是怎麼回事了,所以一般都樂以提供方便,讓閨女們得輕鬆愉快地度過這屬於她們的一天。

初七與下九,這並不是節日,而是日常風俗,是每個月都逢上兩回的閨女嬉遊日。要說中國古代有婦女專屬的日子,這兩天大致就算得上了;倘若還加上元宵的上街賞燈,以及三月三到野外放風箏盪秋千外加踏青等等活動的,說古代的閨女一年到頭都只能足不出戶地守在繡房,那顯然並不是事實。不算逢年過節,只就初七與下九來說,大致每半個月,閨女們大致都享有社交活動的空間。

寫在古樂府詩《孔雀東南飛》裡的“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轉到後世禮教對女性的約束愈發收緊之情勢下,也就在閨中生活裡消失了。初七閨女活動的遺緒應為七月七的乞巧節,而下九日則轉化為以信仰包裝的觀音誕了:源自印度而現丈夫相的觀音菩薩,到中國唐宋以降轉為女相後,成了民俗信仰裡婦女信眾傾訴祈求的主要對象。宋明以後被剝奪了正當嬉戲尋樂之俗的中國婦女,她們被加諸以裹足以及非人道的貞節要求,在這身心具殘的嚴峻形勢下,觀音誕的進香與廟會活動,也就為禮教禁錮下的女性,爭取得一年三數日的外出活動:上廟進香,順帶沿途觀景與感染廟會的熱鬧,這雖已非下九的嬉遊風俗,活動內容亦不相似,但卻是少數讓女性得以外出的日子了。

觀音信仰的緣起原為釋迦的大悲精神,後世的下九風俗被撤銷了,菩薩以其誕辰來重新包裝下九,算是對近世女性的慈悲與救濟吧?如果從這角度來觀待觀音誕的話,也許就能體會得這一年三四回觀音誕的現實意義了!

2007730日,星期一,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10

沙河:在檳島與大山腳之間

杜忠全

詩人沙河,那是住在檳島的大山腳人,這原是我跟詩人見面之前的印象,卻在面談之後得到了加強──我想,詩人應該不會介意我這麼說的吧?

先說檳島與大山腳跟沙河的關係吧。大山腳首先是詩人的出生地,他的青壯年歲月,以及他在文藝道上同行的一班文友,大多都盤桓在那裡的。至於檳島,那是他在事業上轉戰外州之後歸來卜居,過其退休年華的休歇所在。在這之前,唯一將他與島聯繫在一起的,是早期學報文友會與因之派生的犀牛社,但這些都已是陳年往事了。

最初聯繫訪見時,我們說好在兩週內見面:第一週,沙河說他在奔忙著,大部份時間都不在島上,但沒說個去向;隔週再行敲定時間時,他連番在電話裡說,自己在過去的一週都往大山腳尋親訪友去了:“明天不跑了,你來吧!”他說。

“聽說沙河住到檳島了喔!”早前檳島文友的“江湖傳言”是這麼說的,但說話的人總是一副不很確定的表情;“哦,沙河現在就住在你們島上了!”後來跟大山腳的文藝圈有了接觸,才終於得到篤定的說法:知沙河者,其唯大山腳乎?那時我暗自揣想著……

“其實,打從1998年從吉蘭丹回來之後,我就一直住在檳島了。”坐在客廳裡,沙河對我說。

“喔,那麼,”我說:“算來都快十年了嘛!”

“是啊!”詩人笑著說:“但這麼多年來,你是第一個上門來訪的寫作人呢!”

“是嗎?”聞說詩人就這麼度過了十年島居,我覺得很訝異。

“最奇怪的是,”他繼續說:“住到檳島之後,就連一些大山腳的文友過海來訪,也都只把車子開到樓下,然後把我接到外面去喝茶聊天,似乎都沒上樓來的!”

聊著“檳島與大山腳”的話題時,沙河說,包括一起住在島上,卻同屬大山腳文友圈的小說家溫祥英,這近十年來,他們都只在大山腳的文友聚上才碰頭,一次也不曾在島上“私下約見”,只除了一次例外:

“那是受託領路去拜訪溫老,是我帶任務摸上他的家門了!”他笑說。

“哈,那我今天也算是帶任務上門的呢!”我也笑說:“那麼,從大山腳到這檳島十年居,你是怎麼看待或體會這種差異的呢?”

“大山腳的情況是,”沙河說:“我們文友之間的聯繫比較頻密。住在大山腳時,要是工作不忙或覺得無聊時,我都可以去敲哪個文友的門找人消磨;以前小黑也住在大山腳時,我就經常在午後上他家閑聊的……”

處身在這樣的圈子裡,身邊總有著一班志同道合的夥伴,寫作人自然不會有一種落單的感覺;跨海住到檳島之後,沙河告訴說,那是另一種不同的生活了。就自身的體驗來比較島城和大山腳的文人生活,他說:“或許是這樣吧,大山腳比較集中,大家住得不太遠,很容易聚在一起;檳島雖然不很大,但比較城市化,文友分佈面比較廣,你看是不是這樣的呢?”

各自孤立起來讀書與寫作,日常也鮮於聯繫與往來,這究竟算不算是檳島寫作人的特性,沙河強調,他無論如何是不敢輕率地下結論的。只是,如果要找文友聊天,他還是得驅車渡海,回到自己當年的老地頭,回到熟悉的老朋友群中。在島的這一頭,他依然是孤懸在島上的大山腳詩人,嗯,是這樣的嗎?

圖片說明──

1.沙河個人照:沙河住的地方鄰近檳威大橋,很方便往返大山腳,而這也是擇居時考慮的因素之一……

2.配圖:武吉南瑪公園裏的一條林蔭小道,公園有閒情也有詩情,詩人夫婦晨昏消閒的絕佳去處。

3.從沙河住家的陽臺俯瞰武吉南瑪公園,放眼儘是青綠,一片賞心悅目的世界。

2007506日,星期日,南洋商報,Easy週刊,讀書人版,書卷餘情專欄-24

從雲門的北京事件談起

杜忠全

著名舞蹈家林懷民領導的雲門舞集,7月中旬在北京進行了四場公演,這是雲門舞者闊別14年之後重返北京。而今,雲門的北京公演已經結束,舞團也已返台了,但演出期間發生的一段小插曲,卻還在京台兩地的平面媒體受到廣泛的報導,尤其也蔓延到網路上。

雲門的北京事件是這樣的:714日當天,林懷民率領雲門舞集在北京保利劇場演出新作《水月》之時,甫開場不久,林懷民即發現有觀眾打閃光燈拍照,當即決定中斷演出並拉下帷幕,接著又重新開場。林懷民斷然拉下帷幕的舉措,給予北京的現場觀眾一個難忘的“震撼教育”。

林懷民落幕重來,據知現場觀眾當即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第二天的最後一場演出,觀眾席就不再出現不協調的亂調子了。林懷民臨場一怒,對劇場的工作人員與現場觀眾來說,都是不曾經驗的場面,但包括北京的文化界人士在內,後來幾乎都予以正面的回應與肯定。

雲門創辦人林懷民在現場觀眾不遵守專業劇場守則,或者說不曉得如何在現代專業演出場合扮演觀眾角色的情況下,毅然中斷正在進行的表演,然後在全場錯愕的鴉雀無聲裡重新開場,這2007年的北京演出,當然並不是首次。1993年,雲門在上海演出《薪傳》時,就曾因為受到觀眾拍照與小孩哭聲的干擾而中止,之後再把未演完的段落重來。

回溯得更早一些,雲門在台灣的草創初期,可說就同時在進行觀眾教育了:1973年,雲門創團之後在台北中山堂(當時台灣最高檔次的演出場地)首次公演,表演開始前,就向觀眾申明“不拍照、不鼓掌(現在還要加上關手機了)”的觀眾守則,然最終還是為了觀眾拍照的干擾而落幕重來。

觀眾需要教育,不是說你花錢買票進場了就是大爺,你需要尊重舞台上的藝術心血,也需要尊重其他人觀賞演出的權益,而且,這往往說個一百遍還不如做上一回來得有效。雲門過去的台灣經驗,是在一再重新開場的“震撼教育”(或說機會教育)之下,提高了觀眾的素養。後來我在台灣觀賞音樂會或劇場演出時,無論是學生專場還是公開售票演出的,都不曾見到觀眾干擾表演的情況出現。這樣高水平的觀眾素質,當然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被教育出來的。

我不是舞台上的表演者,卻沒少在本地觀賞演出,觀眾席間不協調的干擾,這幾年來可說經驗了不少,當時心裡往往燒出了一把火──有來自不清楚狀況的觀眾,更有來自不專業的工作人員的,但似乎都沒在文章裡提過。不寫,因為我深信這是要做,而不是單憑說就得的。回來的初期,一次去看劇場演出,一幕劇結束後走出來,見到劇場外站了一群人,問了認識的負責人,說那都是遲到的觀眾,他們被阻止在演出進行時進場,以免造成干擾。節目進行中,如果有人高聲說話(絕無小孩的哭聲,因除了特定的演出場次外,某些歲數以下的小孩根本不允許帶進場),專業培訓的工作人員就會上前提示。後來多次出席他們的演出,都很少出現不協調的打岔:

“長期接觸之後,觀眾已經知道我們的要求了。”他們說。

可惜的是,這種“觀眾進入情況”的情形似乎沒普遍化,後來在許多表演場合,我們還是照樣要生氣;林懷民如果來表演,還是照樣得落幕重來,唉!

2007723日,星期一,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9

宇宙遊子的長途漫遊(下)──生命意義的思考

杜忠全

思索生命的意義,本就是一切具備思想意識的有情眾生都會自然萌生,並且還是本份的首要課題。沒曾意識到生命自身的存在,盡日只是問飢索飽地逐隨生死世流,然後在往復流轉裡過其渾渾噩噩的人生,那麼,生命的狀態就只是混沌昏眛。開始探求生命的意義,並且對生前死後的由來與去向充滿好奇,諸多的宗教或哲學思想,於是由此產生,人類的物質乃至精神文化,也於此而兆發其端了。

站在時間的這一端回望人類過去的歷史進程,我們也許會衍生一種優越感,認為在當前的文明高度底下,那已然過去的漫長時間裡,某些對世界的認知或對生命的想像與詮釋之說,竟多顯得幼稚與可笑,然而,那些在在都是人類對生命與宇宙認真探求的過程。在人們探求生命奧秘的過程中浮現了諸多的解說,顯示這重大的議題並沒有一標準的答案──不像考卷上的是非或選擇題那樣。站在時間的這一端來檢索過去的種種學說,不管是輕率地以今非古或是以古非今,其實都大可不必。但即使莫衷一是,人類無論如何還是得面對生命,並且還得認真思索生命的意義的。

在承認有情生命是一沒有始終且無限延續的漫長過程的前提下,以一期生命的終始為框限,而將人生的目標設定為宗族綿延與世間功業的成就,雖然不可謂全無意意,卻無法為生前死後無盡綿延的生命提供一終極的說解與前景;神教設想的理想天國但圄於今生與來世的二世觀,且今生只權作未來的過渡與手段,生命的標的顯然指向茫茫渺渺的情感性信仰。按此而言,肯定當下生活的現世或追求未來的永生遠景,都偏頗於一端──況且,訴諸於情感層面的,那神與人透過契約所應許的天國,也未必符合所有人的願望以及引發信求的意欲。

不滿意於現世的功業成就與血脈綿延,也沒法對天國的永生引起信仰的,難道就該在沒有盡頭的生死大海中,漫無目的地載浮載沉了嗎?除了外在的人生功業與虛緲的天國之外,生命本身難道就再沒可得挖掘的深層內涵了嗎?把自我完全給消融在社會群體裡,或將生命付託予外在的超能力者,難道就能避開個己在面對死生生死之時的憂慮與疑惑了嗎?尤有進者,一個已然意識到,自己其實無法讓他人來替代,以解決這一重大課題的生命主體,究竟該如何來面對無盡延續的生死大流呢?

肯定現世者迴避未來際的追求,追求來世者忽視現世本身的意義,但是,古老的生命從亙古的過去一直漫遊到現在,且又勢必要從當下繼續其旅程,往不見盡頭的未來前進而去。不論我們抱持怎樣的人生態度,或者以為生命的實際如何又如何,它都不會因我們的主觀認定而相應變化的。生命的實相或人生的實際,它終究只會按照其本來面目來顯現,我們也只能在人生的實踐中去體認它。進言之,站在人的立足點來思索生命,我們也只能從人自身的條件,來慢慢地接近它。因此,與其自我框限,不如認真地掘發人這一生命型態所能具備的特質,從自身的認識條件與學習能力出發,去發揮生命面對艱難之處時所具有堅韌性,並且沿著不斷進求圓滿的原動力,讓生命總是處在自慚不足的學習路程上持續前進。

按此進路來說,生命的意義,或可說為不斷地學習與提升生命的品質吧。

20074,無盡燈季刊,第195期,雲誰之思專欄-5

時間的遊戲

杜忠全

剛過去沒多久的77日當天,因為巧逢雙七,與公訂的紀元形成了重疊,於是顯得別具一番意義:一連幾則手機簡訊從遠端傳送進來,一而再地向接收的一方提醒,說這日子一生中就只得這麼一回了,它當然算得上是良辰吉日的,好運連連似乎都集中在這不可多得的一天向人們輸送了,手機簡訊如是說

77日的連串簡訊,我於是聯想到明年的88日,想起後年的99日,更尤其想到大後年的雙十日。大後年的雙十日,這年月日交互重疊的日子,恐怕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泛起更大的漣漪的吧?

無論777888,還是999乃至101010的,這些其實都只是人類時間裡的數字遊戲。時間的數字遊戲,其遊戲規則當然是人們依據特定的條件來設定,而不是時間自身所帶有的。時間──一切人事物由此而至彼的移動過程,首先它當然是存在的;相對於人類大歷史的演進,以及人們在日常生活裡販水運漿的瑣碎過程,在在都不可說時間絕對不存在的。但是,作為人類活動過程之分段標誌的時間,它是否就必然如所昭示的那樣了呢?

在人們短暫的一生中,就一般約定俗成的時間標籤而言,認定某些日子為無可重複的唯一,乍聽之下,這似乎還言之成理的。但是,如果仔細地推敲:除了這特別惹人注目的閃亮日子之外,我們每天所過的許多尋常日子,又何嘗不都是唯一的呢?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究竟有哪一個人能把同樣的時間給重複過上兩回呢?去年,我在一個營隊活動裡隨同營員一起觀賞了一部舊片子,說的是影片主角所遭遇的時間難題:每一天在起床號中醒轉過來,但日子卻在某個節骨眼上止住不動了,只不斷地重複著前一日的舊環節。每天清晨醒過來,日曆總是標示著同樣的年月日,然後他重覆遇到同樣的人事物,並且固定在同樣的時間點發生同樣的意外、向同樣的對象說著同樣的話。時間機器失常了,但其他人都茫然無所知,只有他痛苦地清醒著,卻無法改變最終的結局:無論做出了多麼反常的舉動,甚至絕望地自殺身亡了,但第二天清早,他依然在同樣的時間在同一張床上被同樣的起床號叫醒,接著聽著同一個電台播報員以同樣誇張的語調重複著同樣的提醒,然後面對跟先前的無數個日子一模一樣的生活情節……

上來說的,當然只是電影裡的時間。電影裡的時間,那本來就是個可以被人為操縱乃至加以剪輯,或者調皮地調動先後順序的。我們的現實生活裡,時間就沒有這般靈活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時間只是無聲地向前移動,惟人們依舊得以在緘默無聲的時間裡耍一些小花樣:在人為設定的時間標示系統裡,人們安置了一些亮點。來到了時間長河中的那麼些亮點,人們心裡往往要為之一亮,生活的無限趣味於是由之而創生……

一世紀有一百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一天有廿四小時,乃至每天為一個小週期,每週工作五天或六天不等的,這些時間標籤有的具有自然規律的依據,有的只來自人類自身的文化觀念。無論如何,我們接受了它的安排,生活被規範了下來,後來卻錯以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唯一標準了。

其實,那只是時間的遊戲,人類自己的時間遊戲。

2007716日,星期一,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8

從京曲老生戲想起的……

杜忠全

“唷,你竟然聽京戲呀!”我隨手抓起了CD盒子,才又接著說:“不過就是一些匡鏘匡鏘吵翻天的雜音而已嘛!”說的這是我對京戲的刻板印象了。

“那可不一定哦,”朋友一邊張羅著泡茶與倒茶的,一邊隨口搭腔說:“京戲其實也有好聽的唱段的。”

“是嗎?”我不經意地翻看著手裏的CD封套,然後朝主人家問說:“這唱戲的李寶春到底是誰呢?”

“不就是唱京戲的咯!”她笑著說。

“廢話!”我沒好氣地嗆聲說:“難道是街邊賣菜的嗎?”

茶泡好了,朋友全無惱意地把茶杯推過來,我接過了就口吮飲著。白玉杯裏的茶湯黑沉沉的,那是陳年老普洱。星期天的中午時分,我們窩在她的客廳裏,一邊喝著老普洱茶,一邊聽著京戲。聽京戲,咦,這感覺還真不賴哩,我想!但是,唱戲的李寶春究竟是何許人呢?朋友向來號稱頭號MCC(“懵喳喳”是也),這等閒事她哪會掛在心裡頭呢?欲詳此事,就只得自己來翻找了……

聽李寶春唱老生戲,而李寶春唱老生,原來是有家學淵源的――他的父親李少春,就是早年北京菊壇上著名的老生演員了。李寶春學唱京曲,最先便是得父親的啟蒙。然而,就像千千萬萬的中國家庭那樣,在動亂的年代裏,李家失去了他們所有的一切――包括有形的資產和無形的未來希望,身邊只剩得一片空虛,以及暮年父親的絕望眼神。前路茫茫,年輕的李寶春空有一身的技藝與理想,卻只有巴望著大雪封藏的去路。於是,開場就位,琴師們也各自調弦試音之後,他最先唱出來的,便是“水滸戲”中《野豬林》裏的《大雪飄》了。代入林沖的角色,李寶春唱道:

問蒼天,萬里關山何日返;

問蒼天,缺月兒何時再團圓;

問蒼天,何日重揮三尺劍……

進入角色之後,他唱的當然是八萬禁軍教頭林沖面對官場惡勢力之時的連聲控訴,然而,這裏頭難道就沒有他自己的人生嗎?1985年離開了自己的國土,到太平洋的彼岸投入新生活之後,他靠的是販賣冰淇淋來維持艱難的生計;再度重返舞臺,延續他這一生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卻要到他選擇到臺灣延續演藝生命之後的另一段人生了。

家境的驟變,顯然是李寶春這一生中無法抹拭而去的灰暗色調。讓自己的生命與戲裡的人生相互穿透,李寶春在唱京曲的時候,幾乎都難掩一股濃郁的無奈情緒,以及他一路走來的深沉喟歎。《大雪飄》唱的是林沖在茫茫大風雪之中探尋前路的心緒。林教頭手握寶劍,寶劍的輝光卻無法照亮大雪封藏的前路,於是只能滿懷悲戚地感歎:赫,莫非連老天爺面對當道的權奸也都畏縮了嗎?那麼,普天之下千千萬萬的蒼生百姓,他們的苦難又有誰來為他們做主了呢?

生逢憂患,歷史上許許多多逢變不屈的正直靈魂,只要進入戲曲裏頭,唱戲的人似乎都得以跟這些正氣浩然的靈魂同一鼻孔出氣了。而且,似乎也只有在這個時候,自己的靈魂才不會感到孤單與無助的吧?深陷在無盡的等待之中度日如年,讓疑慮與焦慮日日煎熬著自己,勞改營裏的李寶春如此,《文昭關》裏的伍子胥更是這樣了。平王無道,讓伍家驟變,家仇國恨在內心交戰著,身邊的人都再難以信賴了,該如何來分辨真心與假意呢?七天七夜的苦苦煎熬,滿頭的烏絲都變成蒼蒼皓髮了!這是戲,卻原來也不只是戲;戲臺上所搬演的,現實中原來也會出現的!經過一大段的坎坷人生之後,唱老生的李寶春選唱《恨平王》,唱了《過了一天又一天》後再接著唱《一輪明月》,他在內心感歎的,究竟是戲裏的伍子胥,還是他自己和父親的人生際遇呢?伍子胥當年孤身無侶地上路逃亡,他自己後來不也拋家棄國地遠走他鄉的嗎?人離鄉賤,當年的伍子胥細心地看出了家書中的端倪,於是立定主意要做個“不忠不孝人”,從此亡命天涯似孤鴻;李寶春自己當年決心拋下自己的專業,遠赴異國去開拓不確定的新人生,在走與留的反覆思慮之間,他當年的心路,是否都傾注在《戰樊城》的唱段裏了呢?

滿腔的冤屈無處說透,於是只得借又京曲來抒發。在《烏盆記》裏,劉世昌的冤魂欲藉張老頭來申訴冤屈,而在自己的《一夜京戲》裏,劉寶春又想藉由《老丈》的唱段來向什麼人控訴呢?人生似乎是一道道的關卡,過了一關又闖一關,在珠簾寨跟前,李克用憑自己百步穿楊的射技來成功闖關,那麼,李寶春呢?他又憑什麼來闖關的呢?是京戲了嗎?

唱京戲,並且希望自己的人生會越唱越平順。人生要自己來做主,但是,冥冥之中似乎總有那麼一股強大的無形力量,祂在在處處都在左右著自己的人生。這無形的大力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存在呢?自己跟祂之間,到底又有著如何的一層關係呢?《一夜京戲》裏,他最後唱的是《上天臺》的幾個唱段。《上天臺》唱的是東漢劉秀與開國元勳姚期君臣之間的一場戲。姚期的兒子年少無知,誤殺了皇妃之父,姚期親自押著兒子來向劉秀請罪,劉秀衷心感念其開國之功,聲言只要“姚不反漢,漢不斬姚”,然為示公平,殺人的姚剛還是得發配邊疆。這裏頭,一個是已經高坐金鑾殿的皇帝,一個是階下求罪的老同志,兩人之間依然有著叫歲月與階級沖不淡的相惜之情。人的一生即使有一強大外力在主宰者的話,如果這外力有著類於此等的情意,那人生還有什麼好掛心呢?一個人終其一生中所遭逢的冤屈與亂離,往往就是因為欠缺了公平的對待啊……

聽京戲的同時,我一邊翻閱著演員的人生簡歷與和錄音手記,再聽李寶春唱道:望家鄉,去路遠,撇妻千里音書斷,關山阻隔兩心懸……”我於是禁不住地想起了陽明山上的那個榮民阿伯。原來呵,當年我每天夜裡聽著從他寄居的寢室裡播唱出來的京戲──恰恰盡是老生唱段,卻都無法貼近,那是因為我沒心思去細心瞭解他的人生。於是乎,當年他向北方的蒼茫夜色眺望的眼神,始終都無法跟我那朝南邊的萬里關山張望的目光有所交會的了!

2007423日,星期一,光華日報,文川版)

到美湖把世界遺忘……

杜忠全

檳島的島形呈方狀的,中部是山區,四面環海。島的四個海岬裡頭,東北角即島民所謂的舊關仔角,飄海而來的萊特船長在這裡登岸插旗,檳島開埠二百餘年的歷史,便以此為起點了。從舊關仔角沿北岸公路而行,路盡頭的西北角慕加角(Muka Head),島民一般喚作“世界的盡頭”(The End of the World);從舊關仔角往南,穿過原為鄉郊地帶現在的輕工業區之後抵達的,那是西南角的督茅(Batu Moung),人們也叫它“天涯海角”的。不管說的盡頭還是天涯或海角什麼的,其偏遠之意,都再明顯不過的了:

“那我們尾湖呢?”聽我這麼說了後,來自美湖村的人於是眨著眼睛問道:“尾湖不也是個海角嗎?”

“可你們偏就在世界之外,完全被喬治市的人們遺忘了,怎樣?”

如果是從市區前去美湖村(Gertak Sanggul),那麼,經過峇六拜(Bayan Lepas)市鎮之後就到公芭(Teluk Kumbar),然後你在公芭小鎮的三叉路口往左拐個彎,沿著一條直路直探其底蘊,過了水長村,美湖也就到了。檳島的地圖上標著美湖,但當地人都叫尾湖,我也說尾湖,美湖人於是受寵若驚,說:

“咦,以前唸書的時候,就連住公芭的同學都說不知道什麼美湖村的,你怎麼連尾湖都叫得出來了呢,神奇喔!

被遺忘在世界以外的,那西南角邊上的尾湖村,感覺就像一截盲腸那般,在大多數人的檳島版圖裡,它都不經意地被切除了。早些年留學時返鄉度歲,每年無出例外地都要邀約友伴一起環島周遊的;繞島環遊來到了這南海岸,在環島公路以外,每每我都要帶頭往這一截“盲腸”竄溜,到天涯海角的盡頭以外還更偏遠的地方倘佯一番,然後想像暫時被世界給遺忘的況味……

“這地方真是偏遠得鳥不生蛋的哩!”許多個年頭在沒頭沒腦的忙碌生活裡悠晃過去了,山長水遠地再次來到美湖村,我存心故意地對美湖人說。

“鳥不生蛋的有時也會是個好地方的哩!”人類學出身的美湖人氏不卑不亢地回說:“偏就是那些坡底人會邊緣化人家啦……”

偏出發展的中心地區之外,有時也確實是個難得的好所在,我想,但沒給說出來。從沿著幾乎輪鞅絕跡卻涼蔭蔽日的美湖公路找去,忘了它的偏遠,卻直覺自己在往世界的缺口處逃竄!後來在村子裡四處蹓逛的當兒,那種讓自己從既定的生活步調裡出逃,讓緊緊圍困在周遭的時間與空間都悄然脫開,自己在世界之外,也在時間之外悠遊的自在與逍遙之感,都很充實地存在著。

那麼,在尾湖被世界遺忘,或者到尾湖把世界遺忘,正是它偏遠得好,誰,還會在意什麼中心還是邊緣的呢……

圖片說明──

1.日落西南角,美湖於是沐浴在一片金黃裡……

2.屋後是青青山脈,屋前是如茵的碧草,跨出大門則走進一片濤聲裡了,這種生活境地,對城市人而言簡直就是天堂。

3.美湖是華人漁村,不出海捕魚的時候,漁船一字排開地靠在岸邊載浮載沉的,誰說這不是一片景緻呢?

4.美湖村的漁船渡頭。

2007615日,星期五,南洋商報,遨遊天下專刊,旅遊達人專欄-1

季節

杜忠全

端午還沒走遠的,在中國的某些特定地方,或許還保留了把這熱熱鬧鬧的五月節擴大慶祝的習俗。文章見報的五月二十五這一天,對某些地方的民間百姓而言,或許正是他們闔家團聚在一起,然後按舊俗來慶祝“末端午”的溫馨日子──少數地方所承傳的習俗,有以五月五為“小端午”,五月十五為“大端午”,五月二十五則為“末端午”的;大端午主要進行為期三天之戶外聯歡性質的划龍舟活動,而以大端午這一天為高潮,至於末端午,則只是內聚性的家聚嚐新(入夏以後新採摘的新鮮蔬果)了。因為值逢五月二十五,我於是想起了末端午,也因為末端午,我又想起了“食過五月粽,寒衣收入槓”的民間諺語:端午,它分明是季節轉換的一個時間座標,過了時間的這一道門檻,寒暖不定的春天這才正式揮別,夏天終於降臨了。夏天來了,之前隨時備用的寒衣,這才終於裝箱存庫,留待下一個冬天的來臨,它們才又派上用場了……

因為季節的轉換,我想起了以前在台北的生活:春天伊始,枝頭才吐新綠,中山北路兩旁的許多商店,紛紛都在櫥窗前掛出當季的春裝來裝扮街頭景緻,坐在公車並擠在車陣長龍裡,一路往台北車站呼嘯而去的時候,車窗的兩旁往往都是春的風景了。到了端午前後,寒衣冬裝便都丟在甩賣區折價傾銷了,從五折三折一直賣到一折的都有。換季,就季節輪轉下的生活而言,往往不光是時間上的新,也還包括穿著上的新,以及視覺景象上的新;逛街,即使不採買,也能感染了季節輪替的雀躍感,心情於是也為之一新了。第一年在那城裡過夏,面對著滿街的新裝與換季甩賣,我說出了自己的感受,然後台北的同學就沒頭沒腦地問說:

“咦,你們那裡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哈,我們那裡終年長夏,偶雨才成秋的,那像你們需要換季換裝那麼麻煩的呢!”我沒好氣地答著,一邊在心裡暗笑問者的沒常識。

“這樣的生活不是很單調嗎?”他們說。

“是啦,”我附和著他們,說:“有季節輪替來調劑生活是挺好的啦!”

……

終年長夏,我們這說不上季節不季節的赤道邊緣,才了今年端午,然後在挨近這所謂末端午的當兒,我卻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電郵,問說季候風轉向了,鄰國燒荒引發的煙霾隨之撲至,季節性必備的防護口罩啊,你是否都準備妥當了呢:

“要是沒有防護,長期吸入這些焦煙的話,聽說是要變黑心肝的喔!”最後他這麼說。

因為這好意的提醒,我突然警覺一種季節的來臨:哼,誰說我們沒有季節輪替的呢?我們的生活,這些年來不是都煞有規律地分為兩個季節:霾災季與無霾季!為了這一提醒,我於是檢索了自己過去的專欄文章,發現每每到了這年中時節,我往往都要寫出“應節文章”,一篇或兩篇的,總之少不得要觸及這一再不新鮮的老課題的,就像台北城裡的報章組織季節書寫,用文字來迎春送夏那般的哩!

循例寫霾害,今年的作業算是交出了(詩人朋友會躲在一旁訕笑,說老哥我早就洗手不幹不寫這個了啦怎麼你還……),一百歲不死還寫專欄都要交這一份作業,希望這只是我杞人憂天,掌嘴當沒說過,呸!

200779日,星期一,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7

文字以外,以及時間以外──柯世力的寫作餘談

杜忠全

․分心與專注

投入寫作的十多個年頭以來,除了時事評論文章不論之外,柯世力所涉及的文類,主要還是小詩與散文隨筆為主,只有最近幾年來,他才開始經營微型小說:

“有時候會覺得,”有一些詢問的口吻,他說:“我是不是太貪心了一些?實際上,我的時間非常有限,是不是該讓自己專心經營某一種體裁,比如詩或散文;小說方面,我雖然作了些嘗試,但(主觀與可觀的)條件有限,只能寫數百到千字的小小說了……”

考慮專注寫(小)詩,這是就他自身的條件來考量的:作為一名華小教師,他的工作負擔相當重,得以坐下來閱讀與書寫的時間,往往都很零碎;讀詩乃至寫詩,如果能善加利用生活與工作以外的零碎時間,還是做得到的:

“比如說,趁安排學生在班上做作業或者空堂時間,如果收拾心情或減少聊天,那麼,爭取時間來讀幾首詩或寫詩,往往還是可以做到的;小說的閱讀或寫作,就幾乎不可能了。因為時間都太零碎了,所以我往往讀詩來得多一些……”

不管是小說的閱讀還是寫作,往往都需要比較完整的時段。因身不由己的生活型態所限,就算他有心要經營小說,往往也不容易湊出完整的時間來。選擇極短篇乃至極限篇,算是滿足自己嘗試寫小說的欲望,但他其實有疑慮:這是不是又分薄了時間呢?既然時間有限,那是否該專注於特定文類的經營,這樣才能有進一步的昇華呢?

․出書還是不出?

在寫作的路上走了不算短的時間,世力也累積了不少的作品量。寫作人經歷一段時間的“作品散見各大報副刊”之後,難免抱以將作品結集出書的願望的:

“有個時期,一家出版社嘗試透過報館的編輯找我。聽到這消息的時候,我幾乎高興了整個下午,哈哈!”世力說:“後來聯絡上了才發現,原來他們是來找我寫參考書的,讓我失望得很……”

作品寫完定稿了寄投發表,算來是一種暫時寄宿的狀況,如若能結集出書,才算找到了長久的安家之處。但是,本地中文出版的難處,往往讓不少的作者在出書與不出書之間掙扎交戰:

“後來看到的實際情況,讓我有了不同的體會。”自己看到的,以及別人經驗之後告訴他的,他說:“其實出了書未必就賣得動,自己往往還要承受庫存書的空間壓力,倒不如不出?”

因此,寫還是繼續寫著──寫作人對於自身存在的一種自我醒覺,往往都要在書寫的過程與實踐來體現的,至於出書的事,在體認到現實環境之後,也就將之排遣而去了。這,與其說是一種無奈,毋寧說是一種自我超脫吧?

․時評的寫作

文學寫作之外,柯世力也長期涉足時評──近幾年已經減少許多了,這幾個月幾乎都不寫了!

“已經忘了從哪一年開始寫時評的了,”他說:“應該相當早的才是──好幾年前,我記得我連續兩三年在報章的言論版寫時評專欄,而最初當然是從投稿開始的……”

寫時評,這一類文字的寫作心態,往往就跟寫詩或散文小說來得不一樣了:它幾乎是秉筆直書,而不會有太多的文字經營──推動自己拿起筆來寫這一類文字的,往往也不是文字的魔力,而是一種眼見不平不公的社會現象,自己不吐不快,於是乃不假修飾地直舒胸臆:

“開始當然是從切近自己的教育課題開始寫,尤其那時候還孑然一身,也可以說年少氣盛,幾乎沒什麼顧忌可言,也沒考慮用筆名的,一概以本名發表;如果是筆名的話,我覺得自己既然藏了起來,就可以不負責任,但也沒意思了。”他說:“後來有了家室以後,就不得不考慮多一層,也或許自己也養了兒子,比較能體會得為人父母者的感受──他們畢竟要為自己的莽撞心驚膽跳的。我想,為人兒子者,就算我不能在經濟上給予他們什麼滿足,至少也不要讓他們擔心,這也是一種孝嘛……”

早期大量地寫時評,後來逐漸減少;我們談話的那一陣子,他說已經完全停筆不寫了──難免還是隨手記下一些東西,難免在頭腦裡組織文章,但這些都叫自己擱著;這種情形之下,要是早幾年的話,一篇篇時評文章往往一揮而就了:

“早期寫得很熱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發表的速度很快。”他說:“如果是即時性的課題,你今天寫了傳到報館,明天也就見報了,不需要等太長的時間。這樣的話,你就會受到很大的鼓勵了!”

擱下寫時評的筆,因為受自己的工作限制,另外,也因為發現了文字的蒼白與無力:你寫得再是切中時弊又如何?寫時評文章原就不為了創作欲的滿足,而是有所期許;後來發現幾乎是向虛空投石,了無回應與改變,也就自動冷切了:

“你顯然是寫了不少這一類的文字,”我問他:“就你本身的寫作而言,你覺得這是你的‘主菜’還是‘配菜’呢?”

“啊,我沒考慮過這問題!”想了想,他才回說:“不過,既然我能夠輕易把它放下的話,顯然他並不是所謂的‘主菜’吧?”

․期許

談話的最後,我問柯世力,他對自己的寫作究竟有何期許呢?

“時間吧,”不加考慮地,他就說:“給我一天超過二十四小時,這樣,我才能有多一些時間來讀書和寫作……”

他是這樣說的:如果自己不是華小教師,不需要在沉重的教學負擔之外擔當許多瑣碎的活動任務,那麼,就能有更多的時間來作文學閱讀與寫作了:

“但是,不當華小教師的話,我又絕對過不了自己這一關的,所以只是隨口說說而已啦!”他笑著說:“再說得天馬行空一些,就說讓我中彩票吧,哈哈!這樣的話,我一方面可以安心地繼續教書,卻有經濟上的後盾,生活無憂的,剩下的時間,就能用來安心寫作了,你說這樣好不好呢?呵呵……”

2007410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35

中文路牌告訴我們的……

杜忠全

排除全國大選即將來臨的輔選效應,只就中文路牌的課題來談,那麼,如果要在我們喬治市的範圍內設置中文路牌,我想,應該是找不出反對理由的才是。

為喬治市的街道立起中文路牌,這說的當然不是將公路街道之行政命名進行中譯的工作,比如將早前原為畢治街(Pitt Street)的Jalan Masjid Kapitan Kling譯作惹蘭吉寧甲必丹回教堂(或清真寺)路那樣,而是特指華人民間長期存在的一套口頭命名系統,現在就將它們來個正式的立牌。

一般的華社人士,都在行政規劃的正式路名外,習以在口頭上沿用另外的一套路名系統,來指稱喬治市範圍內的絕大部份街道。這種情況其實並非華人居多的檳城所具有的特例;就全馬範圍而言,大凡華人聚居與活動的城市或街道,或多或少都有著行政命名以外的民間路名;只是,喬治市的華人民間路名,它幾乎涵蓋了整個老城區的所有街道,以及相當一部份的後開發地帶──華人民間口頭路名的有無或是完備與否,其實也約略地透露了某些資訊,謂該地區在早年究竟是屬於城區或市民活動的中心地區抑或為邊緣地帶。如果沿著這些老符號去追究與推敲,其實還挺有意思的哩!

除了少部份後起的之外,這一套廣為人知的口頭路名,其實已在我們的島城沿用了超過一百個年頭;如以30年為一個世代的話,這即是說,它已經傳延了超過四五代人矣。早年它之所以能相對穩定地迭代相傳而延用至今,一個純屬個人揣測的原因,應該還是早年的教育不甚普及,尤其那些南來之後靠賣勞力維生的一輩人,他們往往都難以準確地牢記,何況還要叫出這日不落的米字旗殖民地的洋文路名,於是乃發展出與行政路名系統並行不勃的口頭路名了。

執政者規劃下的路名系統,往往反映了一套行政思維,於是乎,當年的不少街道都安上了洋大人與殖民母國的名號與符號,以及部份具影響力的在地人士。相對於殖民地之一套恩威並施的生硬命名,民間百姓隨緣觸境地安上的路名,卻不經意地為我們後代保留了早年──百年或還更早以前的城市風情畫呢。

路名在當下生活裡的實際作用,原是生活空間的方位指標,但是,如果在城區裡隨處安上我們幾代人以前就沿用下來的老符號,那麼,我們這開埠了超過220載的老城市,就不光有著空間方位的三維度指標,更還加上了時間幅度的第四維。不是這樣的嗎?好比說,你不經意地把車子拐個彎兒駛入了Jalan Sungai Ujung,那麼,你迎面照見了胡椒埕的路牌。眼下的胡椒埕,當然已經沒了胡椒連街的一幕景象,鄰近這一帶的鹹魚埕老柴埕港仔墘等等等等的,老早也都不復當年先輩們生活的城市風貌了。物換星移幾代人了之後,這些幾欲如風飄散的陳年符號,如果它們還在街頭巷尾的當眼處不斷地提示著,我們也就得以藉之看到先輩們眼皮底下的市井風貌。哦,我其實是說,只要一方路牌,這城市的前世今生,也就兩相並存了,這樣不好嗎?

無論如何,聽說行政當局有著這方面的規劃,那就姑妄聽之,且拭目以待,看先輩們究竟如何向我們以及更往後的人們,隔著時間長流述說老城的市井故事吧……

200772日,星期一,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