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彼岸

杜忠全

到彼岸者,梵言波羅蜜多(paramita),意謂諸事圓滿也。圓滿的終極目標,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關懷點上,往往會有不同的設定:如就個己的生命得自一切業緣的牽累當中獲得超脫的意境來說,這說的是所作已辦,也就是個人的生死大事都已了卻,從此不復有無窮無盡的未來生死了;如就諸佛菩薩與芸芸眾生聲息相聞、死生與共的大悲意境來說,那麼,這就是一個恢弘無邊、永不捨棄眾生的深切誓願了。

 

以無邊無際的眾生為誓願,追求圓滿的有情,或許並不在乎於自己能否達致那宏大莊嚴的目標,只在意與顧念在在處處無所不在的苦難與沉淪,只在意於如何去趨近目標、如何讓誓願的內容化為事實;為了遣除這些陰暗的生命現象,志求圓滿的有情不間歇地付出努力。為了自己立下的宏大誓願,不是,更重要的其實是為了實現自他的幸福與祥和,意志堅定的有情,因此恆常都在動態的追求與救濟當中。眾生的苦難與沉淪永遠無法窮盡,追求圓滿目標的願心與救濟也就沒有完結的時間點,也沒有止歇暫息之處。終極的圓滿與其實現,就在這恆常不息的動態當中了……

那麼,諸事圓滿的彼岸,它是一個不可說遠道近的終極願景。對於還在“到彼岸”路程當中的人來說,彼岸的設定讓自己當下的前進與上進有了目標,同時也有了盡未來際的動力;“到”之一字,充分表現了一份堅定的信心!

2007629日,星期五,南洋商報‧北馬人,彼岸之旅版,編輯手札-4)

關公磨刀

杜忠全

華人的民俗節日多得數不勝數,有些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有些則在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普遍化,成為全民性質的節日。過兩天便是農曆五月十三了,那是古早年代的中國民間所謂的“關公磨刀日”,也叫做雨節。

按民俗傳說,五月十三這一天往往要下雨的,因此俗諺常謂大旱不過五月十三”。在農業社會時代,這一天也是農民向天老爺求賜雨水,以澆灌莊稼的日子,因此也叫做雨節。節日傳說認為,要是合該下雨的這一天沒有雨水降臨,那就顯然不是吉兆了,往往預示這一個年將有困擾民生的災難出現──自然災害或人為的社會動盪等等的,黎民百姓的生計要遭受牽連就是了。因此,雨節雖不是人們大事慶祝的熱鬧日子,卻是普羅百姓藉以觀察該年之天氣時象的一個參照日子──就這一點而言,其性質其實就像檳島的華人社會於每個農曆年的年初,按本頭公嶼大伯公廟請火儀式的火勢強弱,來預測該年頭的社會運勢那樣的呢!

農業社會的經濟活動,往往與天氣息息相關的,旱澇往往足以摧毀絕大部份生民的生計。春天插下秧苗之後,入夏以後是莊稼生長茁壯的關鍵時期,對農事活動至為關鍵的雨水,更是不可或缺的甘露。關公磨刀的浪漫玄想,也與這一民生活計的實際需求有關。

關公磨刀的傳說,後來似乎都抹上了地方色彩,大江南北都各有在地性的節日傳說,其中的一個版本,就與閩南地方有關。閩南的關公磨刀傳說,謂關公升天後被玉帝授以官職,統管與民生百姓息息相關的瘟火事務;因關公忠於職守,並且唯蒼生是念,故常令雨順風調,民安國泰。一次關公外出,海裡的惡龍一向嫉妒關公的政績,於是趁機吸盡了河川之水,致使閩南地方大鬧乾旱。旱情極為嚴重之際,百姓紛紛到關公廟哭訴,留守的關平與周蒼二將,也對惡龍莫可奈何,只好千里單騎將關公給追了回來。歸來履行職務的關公,在探知惡龍作孽之後,便向玉帝稟報,取得了“先斬後奏”的令牌,而於五月十三這一天,在天庭的南天門外磨刀,然後率領兵將出討惡龍。這一次之後,作孽的惡龍雖已為其青龍大刀懲治,但為示神威,也為了防範未然,便於每年的這一日循例磨刀,其磨刀水降落人間,成為務農的黎民百姓引頸期盼的夏日甘露……

相較於剛過去的端午節,雨節或關公磨刀日,其實只是個非常小型的民俗節日,我們這裡的人們,一般多聞所未聞,也不過這個節日的,原應不足掛齒。只是,近些日子以來,半島南端的邊城,其治安的狀況大肆惡化,一連幾起的案件讓人觸目驚心的,民間百姓紛紛發出了怒吼之外,官爺尤其也不得不表示深切的關注。此外,號召各方響應連署的郵件,也透過互聯網不斷地傳送進來。後日值逢關公磨刀日,於是引發了我的聯想:古代的老百姓在遭逢民生災厄而求告無門之時,除了層層上告以達天聽之外,往往只有祈求冥冥中的神靈來為做主了。

來到了我們的時代,來到了五月十三,還真希望真有關公磨刀這一回事呢:關公把刀給磨利了後,隻手提起青龍大刀一揮舞,禍害民生的妖孽都應聲而滅,只留下浪漫的傳說來讓我們過節,那樣多好哩!

2007625日,星期一,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5

為何“重讀台灣佛教”?

杜忠全

書名:《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正/續篇)

作者:關正宗

出版:(台)大千出版社

年份:2004年

有必要說清楚的是,所謂台灣佛教,一般有廣狹二義:狹義者偏指1949年之前就存在於台灣的本土佛教法派,相對於此,那些1949以後才隨國民政府渡海到台灣,並延續其發展命脈的中國佛教,就被視為大陸佛教了;廣義的台灣佛教,則不問其淵源差異,凡發生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的──不管是本土或移植而來的佛教,都一概等同視之。這裡的台灣佛教,說的便是後者了。

說台灣佛教,而且要重讀(二戰結束以後的)台灣佛教”,為什麼?

20世紀的中國佛教,是處在家國風雨飄搖裡的;戰後不算短的一段時期,中國佛教更是處在國共對立的嚴峻情勢底下。較之中國大陸的佛教,生存形勢比較好的台灣佛教,其實也一直在被人們無限上綱的反共政策局面下掙扎求存。以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歷程而言,不管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都算不上是對佛教友善的政權;偏處台灣的中國佛教──現在所謂的台灣佛教,後來得以開出一面新的格局,乃至成為20世紀後半葉中國佛教的主流,自有其來自社會與政治方面的諸多刺激因素,如若僅就佛教自身來論究,是無法解釋得周延的。

佛教社會人群化(或謂人間化),始終是戰後台灣佛教的發展主題。台灣沒有豐富的腹地資源,其先天內不足的地理特性,造成台灣勢必要與外界交流,這是後來台灣佛教不斷地對外輸送的大前提。反過來,在當年的冷戰形勢底下,世界各地的漢傳佛教,後來也莫不以台灣佛教為源頭活水了。

除了社會人群化之外,國際化且朝向團體建制化,尤其是近20年來台灣佛教的主要趨勢。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建制化的台灣佛教往外移植,為當地的佛教注入了新的推動力,也形成一股不小的衝擊力量。世界正在縮小,台灣正在發生中,如果身在佛教,你想掩耳不聽閉目不視都不成。重讀台灣佛教,其必要性正是在這裡了。

截至目前為止,戰後的台灣佛教,一直都與世界息息相關:人間佛教的提倡與落實,甚至跨海影響著復興當中的大陸中國佛教──不僅只思想與學術層面的印順學,還有大大小小的許多團體,他們從賑災病療做到臨終關懷,特別是大專青年佛教運動與興辦教育等等的相關工作,都展現了此前中國佛教所未曾有的新面貌。重讀台灣佛教──不會太湮遠的,一切都還在發生中的,而你看到的,是波瀾壯闊的時代景觀,也看到了時代中人如何在危機與轉機的夾縫當中妥為轉化。尤有進者,你更得以在閱讀的過程中,了然醒悟自己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你住家對面的街屋,或不遠的市區乃至偏遠郊區的,這一切“從地湧出”的新事物──外來或本土的,其源頭或許都得追溯到台灣島,不管是直接抑或間接的……

2007412日,星期四,南洋商報,登彼岸版)

老檳城結婚喜宴紀事(下)――午宴:從新和平到喜臨門

杜忠全

早期宴客的酒家

提起結婚喜宴,老檳城社會在早前時期都設的是晚宴。當時除了在自己家裏聘廚師來辦桌之外,其實也有在外頭的酒家設宴款待親友的。關於接辦喜宴的酒家,謝清祥先生的老檳城記憶,是從戰後開始向我數說的。

就謝先生的記憶所及,大約是從50年代開始,人們才開始把結婚酒宴擺到酒家裏頭來辦的。喬治市裏接辦婚宴的閩南酒家,早期包括了頭條路(Magazine Road)上的留春園、二條路(Noordin Road)春滿園裏的大同酒家、中路(MacAlister Road)的泉樂園等等。這些老酒家,到了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都已經不復存在的了:留春園的招牌如今依舊還在頭條路上原來的店屋上頭張掛著,招牌底下的車水馬龍也更勝於當年,但那已經不再是人們婚禮宴客的酒家,而是改換成經營燈飾買賣的商鋪了;中路的泉樂園──按這招牌,它應該是閩南泉州籍的人經營的,如今卻也已經消遁在歷史的風塵裏,成為印裔穆斯林賣干拉飯(Nasi Kandar)的商號了;至於大同酒家,因為所在地的春滿園早在幾十年前就已面目全非了,它當然也隨同那春滿園的記憶逐著年月的淡化隨風而去了!

至於當年供應廣府菜色的酒家,老檳城比較著名的有直到今天還在日本橫街(Cintra Street)上持續經營的大東酒家和富香酒家,以及那同樣座落在頭條路上的紫羅蘭酒家。前兩家老店號的舊招牌上,依然大字書明他們承接結婚壽喜的筵席,但那只是過往的歷史陳跡,頑固地保留著一份老檳城的記憶而已了;至於紫羅蘭酒家,那是老檳城粵菜酒家中的老字型大小,還在50年代的更早以前,它就已經在頭條路上開業經營的了,只是,到了50年代以後,它才開始承接結婚晚宴,以及後來興起的午宴形式,直到喬治市市中心的發展計畫依階段地展開了後,才被推入歷史,成為老檳城味蕾史上的一份記憶。

新和平首開午宴之風

婚禮當天在住家開晚宴,是經濟狀況較為一般的人家也辦得到的;到外頭的酒家訂席位宴饗賓客,早期是中等以上的人家才會如此闊氣,後來才逐漸地普及化。萊特街(Light Street)門牌25號的新和平酒家,原本也有承辦結婚晚宴的,但到了60年代中期,便首先開啟了午宴之風,以較之晚宴便宜一些的收費,承接結婚午宴的訂席。

老檳城的新和平酒家在開始承接結婚午宴時,每一桌席只收30元,後來隨著物價上漲的幅度而逐漸上調,到了1976年時,每一桌席的價碼就已經是76元了。

比起晚宴來得廉宜的午宴在60年代中期從新和平酒家開始推出,同時引起熱烈的反應之後,許多原本都只按照傳統來承辦晚宴的酒家,也就開始跟進,在紅紅火火的市場上分一杯羮了。除了原先的老酒家外,這之後在喬治市里冒現了後又潛入老檳城的記憶裏的,有中國飯店、喜臨門、雙喜樓等等。

中國飯店的興起與消失

60年代中期,中國飯店原本開設在車水路(Burma Road)與安順路(Anson Road)交接路口的四海棧樓上,後來由於酒宴生意的持續興旺,原來向四海棧租借的營業地點不敷應用了,於是便搬遷到中路的聯合酒店(United Hotel,即後來Midtown Hotel原址),租下該酒店一樓的整個樓面,繼續承辦婚宴酒席。只是,後來因為酒店方面與業主之間的糾紛未獲解決,致使聯合酒店最終停止了經營,附租在酒店裏頭的中國飯店,也就在那時隨同歇業,而在老檳城的記憶裏畫下了句點。

老檳城沿著時間的進程數說散落在喬治市里的結婚茶會與酒宴,那些年代過於久遠的,比如新關仔角的上海酒店以及舊關仔角的新和平酒家,對於我們後生睌輩來說,那僅止是自己歪歪斜斜地從老人家的敍述中抄寫在紀錄裏的一個個符碼,既無香無臭,也沒有一對新人在雙方家長的隨伴之下穿梭桌席間敬酒的熱鬧聲影;略過了這些歷史的前頁,待到老檳城把焦距對準安順路上兩家比鄰而設的老酒家時,我的眼前於是才驀地一亮:喔,終於來到喜臨門與雙喜樓了!

自己在童年裏經歷過的幾場婚宴,絕大多數都是在這兩家老字型大小的酒家裏擺開來的!童年遠去了後,這兩家為人津津樂道的老酒家,也都先後成為歷史了,但老檳城沿著時間的脈絡,從老年代裏的住家晚宴一路數說而來,提起這兩家響噹噹的老酒家時,卻只淡淡地說:

哦,那已經是相當後期的了!

喜臨門與雙喜樓

70年代對於老檳城而言,那當然算是後期了,但那是我們這一輩人的童年時代;老檳城的身影在光大摩天樓的擎天巨柱底下轉身他去之前,我們還來得及顧盼上幾眼,包括已經成為一代人的記憶的,那安順路上喜臨門與雙喜樓!

喜臨門的店號應該是取自姚莉的同名上海老歌謠。當年的婚宴裏,除了新人進場時的《結婚進行曲》之外,席間似乎也時興播放這支老曲子的。

安順路上的喜臨門酒家是在1970年開業的。在喜臨門開始承辦結婚喜宴──包括午宴與晚宴之後,因為它的宴會大堂相對地寬敞得多,那些想要搞大場面來大宴賓客,乃至想要在裏頭宴開百席,搞個轟轟烈烈的千人酒宴的,那都成不了問題。相對而言,前面提到的新和平、紫羅蘭、中國飯店,還有同一年代的利口福、翠玉樓等等,都沒能容納那麼多桌席的了。

哈,只是宴開百席有什麼稀奇!有些老檳城聽了會很不屑地說:當年的喜臨門還曾經一口氣接下了400桌酒席的訂單,酒家本身的大堂擺不下的,於是連同它周邊的空置地帶或鍾靈校友會的室內空間也一併租了下來,全都擺上桌席。那才是老檳城的紀錄呢!

有了喜臨門,以及稍後的雙喜樓之後,大型婚宴或酒席的場地,就不再是問題了。雙喜樓是在喜臨門開張的2年後,也即是到了1972年,檳城大埔同鄉會的新大樓落成啟用之後,才開始租借該棟大樓的3個樓面,而與喜臨門一起在安順路上把大型婚宴的熱鬧場面撐起來的。喜臨門的拱形正門,以及雙喜樓那數十級階梯上的迎賓大門,幾乎從整個70年代直到幾近90年代的中期,曾經喜氣洋洋地迎來了一對又一對的新人,以及扶老攜幼地前來赴宴的賓客呢。午間以及入夜時分如果路過安順路,路過喜臨門和雙喜樓時,轉頭分神地張望了幾眼,人們很自然地就會想:咦,今天又該誰結婚擺宴席了呢……

下一場喜宴在哪里?

喜臨門酒家在1993年歇業,比鄰而設的雙喜樓酒家,隨後也於1995年在一場業主與租戶之間長期拉鋸的漫長官司告一段落之後結束營業了。雙喜樓結束營業時,我正好遠在國外留學;喜臨門則趕在我離馬赴台前夕悄悄地歇業,但當時仍有地方報以極醒目的標題作了大篇幅的報導。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那鮮紅套色的大標題,彷佛直刺刺地向檳城人提出了問詢,說:下一場喜宴在哪里?

下一場喜宴在哪里?安順路的午夜比起從前似乎還更熱鬧了些,沒有了喜臨門和雙喜樓,辦大型婚宴的話,喬治市里其實早已不乏其他新的去處了。至於喜臨門與雙喜樓,就把它們都擺在老檳城婚宴紀事的最末一節了:那是我們這一輩人還有機會親身經歷過乃至期待過的,算得上是老檳城的結婚酒宴了呵!

20061004日,星期三,光華日報,新風版,1786走來欄)

從重五的粽子說開去

杜忠全

今日值逢重五,不妨說個角黍或楝實來應景吧。

角黍或楝實,這詞兒聽來似乎挺新鮮的──就像家裡自製或街上賣的重五粽子那樣哩!對了,提到粽子,那麼,角黍或楝實的,說的其實不是別的什麼新鮮玩意兒,就是我們熟悉的粽子了。

重五日是春節之後的第一個大節,其節日食品便是粽子了。重五食粽,後來較廣為人知的傳說,幾乎都指向楚國的三閭大夫屈原。由來的傳說謂,汨羅地區的民眾為了悼念以身殉國的屈原,每年都以竹簡貯米,投水祭之”;自楚國大夫自沉之後,汨羅地區的民間百姓乃自發性地形成了投弔之俗,一般大都承傳這樣的說法。按南朝《續齊諧記》所述,因屈魂一度在白日現身相告,說往昔所投弔的米食多為江裡的蛟龍所竊,倘若“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彩絲縛之”,因蛟龍對楝葉與五色絲有所忌憚,如此則可拒之了,說的這是從竹筒飯改為楝實的起源。然而,《續齊諧記》的性質本非嚴肅,其說法當然不可引為憑據,但後來引為節日淵源的通俗說法,大致卻與此相去不遠。

按古代文獻的記載,投弔之俗本不始自汨羅與屈原:大為早於屈原的周昭王溺於漢水一事,原來也傳出了地方民眾投弔致祭的說法。周昭王亡於伐楚之役,那麼,這事說起來,其實也與南方一強的楚國有關的了。

投弔之外,另一個關於粽子的古說,是“以菰葉裹黍米,以純濃灰汁煮之,令爛熟”,這說的就是重五日的節日食品了。說這重五日食角黍的楚地舊俗,其意義倒未與屈原扯上干係,卻說是“取陰陽尚相裹,未分散之時象也”。古人對時令的意識,認為仲夏五月是個陰陽相爭勝、死生相廝纏的不祥月份;自冬至日以降白晝逐日增長之後,從這個仲夏月份開始,處在北半球的中華大地,便逐漸要過渡到晝長夜短的夏時了。古諺說“食過五月粽,寒衣收入槓”或“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云云的,說的是端午標示了夏暑的到來。在陰陽交互消長之際,體得天地之氣的仁人君子,此時應當要靜待陰陽二氣的成敗,宜各自沉靜身心,尤其得克制各種衝動性的欲望了……

五月是惡月,五月五日的重五尤其是惡月惡日,古人都這麼相信的。不少與死亡有關的傳說,都與這個日子扯上了干係:屈原(楚國)伍子胥(吳國)曹娥之父(越國)等南方人氏之外,乃至北方黃土地上的介之推(晉國),傳說都在重五的這一天遇難身亡。但是,在五胡亂華而晉室南遷之後,屈原為國忘軀的忠直形象漸形高大,而獨為重五投弔的對象了。

從竹筒飯而楝實乃至角黍,或許我們應該這麼說,這原先就是長江流域的稻作區普遍採用的,一種很古老的主食製作方法。但是,在有了較進步的炊煮器具之後,這種製作方式便退出了人們的尋常生活,只保留在製作特定的節令食品了。因此,說投弔忠魂也好,說陰陽二氣也好,這些附著於節日食品的諸多傳說,或許都未必一定與食物無所關涉。但是,如說這些節令食品能撩動我們的想像,想像遠古年代老祖宗們的洪荒歲月,而因他們的開荒斬棘,於是乃有我們現如今的舒適生活,這,應該不算不著邊際的吧?

問角黍,不是,現在都叫粽子的了!

2007619日,星期二,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4

大馬中文的語音問題

杜忠全

有謂大馬華裔子弟的中文水平普遍低落,連帶相關的文化常識也相當貧乏,尤其更無法說得一口標準的漢語普通話。這些該已是老生常談,壓根兒都沒什麼新意了,這裡僅就個人的接觸經驗,僅從語音方面來談。

關於語音的問題,追究起來其實是情有可原的。漢語標準語的語音源自北方官話,且大致保留了北方方言的平翹舌和輕聲捲舌等特點,對於長期生活在南方方言區的人,學習起來真是一項挑戰。北方方言的平翹舌和輕聲捲舌等,就跟南方方言的入聲與否一樣,在字音上是具有區別意義的。就跟北方人在研讀古典聲韻學時,一般都無法在短時間內掌握唐宋詩韻的入聲字一樣,南方人若非經過一番刻苦的學習,往往也難以掌握漢語通用語的標準語音。換句話說,如果一向都生活在那樣的方音環境,那麼,對於這些語音上的微細差異,自然就能輕易判別,不是的話,就只能靠後天的努力來補足了。

方音條件的差異,對學習標準語音所造成的影響與障礙,比較特殊的例子,就如一些來自閩南方言區的人,往往總是發不好輕唇音(老是將漢語拼音的聲母f發成了h),那是閩南語保留了漢語“古無輕唇音”的語音特色,但在一些人身上,卻成了箝制學習標準漢語發音的先天條件了。這當然並不是唯一的例子,也不只是某一特定的方言族群而已;即使是中國人,往往也因為各地方音的差異,說普通話時難免也要帶上各自的方音,於是形成了儘管都說的普通話,卻呈現南腔北調的現象。

跟南方方言不同,近代的北方官話,是在宋室南遷,北方遊牧民族大舉遷居乃至入據中原之後,在華夷雜處的語言環境裡重新交混而凝成的近代音系統;按此脈絡發展而成的普通話,即是我們所謂的華語了。於此同時,元明清以降處在北方政治中心之外的閩粵吳贛客家等南方方言區,卻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漢語中古音或上古音的語音特色。於是乎,在以閩粵客方言群為主的馬新華社,大多數人是平翹舌混淆不分、輕聲重讀,尤其發不好捲舌音,甚至在說華語時居然出現疑似入聲等等的語音現象,這些都有先天因素的影響與牽制──後天因素則當然是沒有付出足夠的努力來克服障礙了!

說到底,說好漢語標準語,是必得下一番學習的功夫才能達致的,對於一般不靠語音來找生活的人,即使把一句話給說成了零散的字串,我們倒也不必大加伐韃,但對於那些經常都要透過擴音器或傳播工具在空中發送聲音的,就不得不注意語音了──畢竟說的是標準漢語,那就不能沒個標準地鬧笑話。對於這些人而言,語音絕對是門面,是塑造第一印象的先決條件呢!

要求每個人都說得一口標準的華語,這當然不切實際,況且,一般人都會覺得,自己沒必要費那麼大的勁兒來學習語音。但是,要求專業的播音工作者說得一口自然動聽的華語,那就無可厚非了:在我們生活的週遭難得聽到標準語音的時候,至少在扭開收音機或打開電視時,可以讓人聽得舒心愜意。畢竟,同樣的語音出現的菜市場,和透過傳播工具播送出來,是會予給人截然不同的感覺的!

2007612日,星期二,光華日報,眾議園版,斷想零拾專欄-3

陳政欣:多軌並行的小說寫作

杜忠全

小說家風塵僕僕地從上海歸來,於是我摸到大山腳找上了陳政欣,請他談談寫作的相關話題:

“哦,如果要說我的寫作方式跟其他人有所不同的話,”話題打開了來,小說家看著我,說:“或許是我經常都讓自己同時寫著不同的作品,而不是從一而終,待一篇小說寫完了才開始新的寫作吧!”

陳政欣在出道之初原以詩名傳開,後來才轉而專注小說創作的。關於後來自己長期經營的小說寫作,他首先強調,說自己終究不敢斷言,這種多軌並行的寫作方式是馬華小說寫手當中的特例,但就近觀察了身邊寫小說的同道,比如宋子衡和溫祥英等人,他於是發現,自己已經習以為常的寫作方式,與其他小說家多從一而終的寫作來得不同:

“有候我也會因為閱讀上的觸動,偶爾寫下一些隨筆或雜文,藉以分享自己的體會與想法。”陳政欣說:“但如果排除這些零星的額外寫作,只就小說創作來談的話,那麼,我的最高紀錄,是曾經讓十多篇作品同時都處在寫作的狀態當中……”

“你同時寫著十多篇……小說嗎?”我不可思議地問道。

“是啊,”小說家神態認真地望著我說:“它們都還沒有完稿,我都在……寫著!”

光只一枝筆,不,就只一部電腦,小說家怎能同時寫著十多篇小說呢?覺察到我滿心的狐疑,小說家於是解釋說,這種情形其實很尋常:寫一部近萬言乃至三數萬字的小說,思緒源源不絕,於是一氣呵成地從頭寫到終篇的情形,當然並不是絕無僅有的,但更多的時候往往是,由於對某個表現技巧或角色的刻畫感到有所欠缺,乃至在結構上有所猶豫而卡住了,這個時候,自己往往就選擇擱筆不寫,讓未完成的作品懸著:

“經驗告訴我,”他說:“這種情況之下如果還勉強寫下去,往往就會把小說寫壞了!”

小說家在提筆寫一部小說時,大體的情節(作品的骨幹)往往已經了然於胸的了──小說家可以一眼看到結局,但一些細部的零件(小說的血肉),往往還得在寫作的過程中逐步發育與完形;如果它們沒有如所預期地按寫作的進度抽長出來,作者就必須以平常心來看待,操之過急地偃苗助長,往往是最笨拙的處理方式了:

“碰到這種在寫作的半道上觸礁的情形,我就暫時擱置著,讓它們在頭腦中慢慢去發展,或者在生活或閱讀當中去存心留意,直到出現滿意的形式了才接下去寫。”他繼續說:“一部作品寫不下去而懸住了,但我往往不會讓寫作就此停止──這一條路不通暢了,也許我還有其他的靈感,可以寫別的作品呢?”

以電腦來寫作之後,陳政欣專門開了個未終篇作品的檔案夾:打開這一個文件夾,那些還待完成的作品,也就一目了然的了:

“坐在電腦的面前準備寫作時,我就逐一打開這些還未完成的作品,看自己究竟能接在哪一篇的後邊往下寫;寫到又無法繼續了,我很自然地又跳開,從不勉強自己一定要寫哪一篇,也不設下時限,讓自己一定要在多少時間裡完成一篇小說──有些小說三五天就直落寫完了,也有的一寫就寫了好幾年,間中幾經停頓的……”他說。

這種讓多部作品同時都處在經營狀況的作業方式,在畫家群中,應該是很普遍的現象:畫家的畫室裡,往往有著多幅未完成的畫作等待完成,但是,小說家是否也都那樣來經營寫作的呢?雖然未曾在寫作同道當中發現這種普遍現象,但熱衷看電影的陳政欣強調,因為一而再地從電影裡頭看到畫家作畫的類似情況,於是很篤定地認為,自己的這種創作方式應該並不稀奇:

“畫家一般都這樣做,而我們寫小說的人,為什麼就不能同時寫著不同的小說呢?”他說。

“哦,那你是受到畫家作畫方式的啟發,才採取這種在多條跑道上同時起跑的寫作型態的嗎?”我問。

“不是的,”他說:“我是打一開始寫小說就這樣的了,後來卻要從畫家的身上找到共同點!”

因為長期地如此寫小說,因此,有時陳政欣會持續好一段時間都沒有作品發表──它們都還在寫作當中,有時則在三數日之內接連完成好幾部篇幅不短的小說──從遠近不一的時間前端開始經營的,但都碰巧在一個短時期裡畫下最後的點號。不明就理的人大概要以為,我們的小說家簡直神乎其技,三數篇小說就這般密集地寫完定稿了,呵呵!

圖片說明──

1.(個人照):寫小說的陳政欣,長期以來都習慣讓不同的作品保持在寫作狀態中,不強求完稿期限。

2007408日,星期日,南洋商報,Easy週刊,讀書人版,書卷餘情專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