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學非文學乃飲食──林金城與其“知食份子”的理念

杜忠全

擱下寫詩的筆了,目前也無意回頭寫詩,詩人林金城如今更廣為人知的,應該是“知食份子”的身份了──初相見時遞上前的名片,他分明就這麼印著的。安於“沒有詩生活的詩人”之同時,他這些年來幾乎把自己的閱讀和寫作,都往“知食份子”的目標推進了。飲食書寫是林金城寫作實踐的當前進行式,但這僅只是外人的閱讀印象;在林金城本身,他對自己的棄詩就食,是否又經歷了什麼樣的思索呢?

“上個世紀最後的三個年頭,我為了專心寫詩而完全擱置其他文類的寫作;五年前宣佈不寫詩了,我的心態其實並不只是不寫詩的──我對自己說的是,我今後根本就不要文學了!”夜深人寂之時,林金城略為談起了當時的心境,說:“那之後有超過兩年的時間,我真的沒再發表一個字了!”好了,談他的飲食書寫,我們就從他在千禧年時“徹底不要文學”開始談……

徹底不要文學了,他於是想讓生活回到最初,於是想起了腎病逝世的大姐:一向精於飲食的大姐,卻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不得不戒口養病;徹底不要文學了,他於是想起大姐生前曾經問他的,為何不把寫作給伸展到飲食領域?好吧,徹底不要文學了,於是他想讓自己好好地享受美食,尤其是吃一些大姐曾經吃過的──最初畢竟是她啟發了對飲食的興趣,甚至還領著走進市井去品嘗人生的滋味。至於寫作,當時還是完全不在考慮之中的:

那段時間放棄了文學,突然覺得放下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兩年裡完全不再應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是我打從19歲開始寫作以來,唯一讓自己享有如此‘空閒’時間的一次。那麼樣的一種享受,當時是打算就此讓它延續下去的了!”他說。

一邊享受飲食所帶來的快樂,一邊又享受著擱下寫作的閑情,但一向熱衷於思索現象的林金城,其實並沒讓自己的腦袋休歇下來:“那時我思索得最多的,就是“生活”與“存在”之間的差別:從人最基本的要求去思索“存在”的意義──離開形而上的哲學玄思,回到最原始的本能需求來玩味再形下不過的口腹之慾。”他說:“這段期間是我第一次認真地面對‘吃’這回事,也確實學會了如何在享用飲食的當兒,也細心去聆聽食物本身說出它自己的故事來。”

撂下了寫作,讓自己的生活“回到最初”──關於這“回到最初”,他進一步解釋說,那是指一個長期寫作的人一旦放下了書寫,似乎就更能以一種沉靜的心態,來面對那只存在著吃喝玩樂卻再基本不過的“生活”,是不是這樣的呢?“我當時就是這麼樣來開始對飲食的探索、求證與試驗的,最後竟莫名其妙地回到寫作這一途。重新寫作,但自己的心境已經全然不同了……”他說。

關於當初決意放棄文學,兩個年頭之後“竟然”重新提筆,他自我剖析說:“另一個重點應該是,我這個人總是太有“夢想”了,常會不自覺地投入一種別人認為吃力不討好的固執當中──只要自己投以關注而引發了興趣,但卻在大環境裡殘東缺西,無法提供現成又充份的解釋的,我總是要由著自己的幻想和盡自己的能力去創造環境,但這種“創造”其實並不表示我有強烈的企圖去開創什麼新局面,而只是依循自己的一股傻勁,義無反顧地去尋索與考察,期許在那過程中為自己解除疑惑,只是這樣了。”說到這裡,他也不忘強調說:“對我來說,好玩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啦!”他又說“好玩”了,但別忘記,林金城所謂的好玩,往往總是指別人所沒做過的創意喔,呵呵!

當初純粹在享受飲食的樂趣時,就是因為無法找到比較深入的文獻資料,所以才引發了類似以往對古蹟文化以及歷史的一貫聯想,進而“重蹈復轍”地讓自己回到寫作這條路上,他說這是當初決意放棄寫作時不曾想到的:“即使如此,我的態度依然沒有改變,我其實還是不要文學的。”林金城說:“現在正在進行的飲食書寫,對我來說就只是‘寫字’而已了;不管別人怎麼說,我自己是打從心裡認定,那都已經不再是文學了──我其實是在做著飲食方面的考察,而以自己所熟悉的文藝寫作來作手段,把考察的心得寫出來而已。就我自己而言,2000年以後沒有文學,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針對我以飲食文學相詢,他說那其實只是別人給安上的標籤;對於樂在其中的林金城來說,這就只是“寫字”而已了。這“寫字”的提法,原來是來自母親的關愛語:“以前我媽看到我深夜還在伏案寫作,就會一再地勸誡說,怎麼你還在寫字啊,晚上不要寫字啦,對身體不好的;後來改用電腦寫作了,但在我媽看來,那還是在寫字!”林金城說:“於是我就借用了母親的話,把目前的寫作比況為‘寫字’;要是用我自己的話來說,那就叫做‘散步’了。”寫字也好,散步也好,總之都說的是一種茶餘飯後的休閒心態。但是,就算當作休閒了吧,林金城其實也是很認真地在幹著休閒的事的:

“投入飲食書寫之後,我最早開展的一個系列是《檳榔嶼食誌》──我在那前後跑了二十來趟檳城,蒐集到的資料其實可以寫成三四十篇文章了,但後來決定暫時擱置了。”擱置《檳榔嶼食誌》的寫作計畫,他說那是因為自己覺得無法進入文字裡頭的生活:“比如為了要考察某一條街的小吃攤,我會在用餐時間到那裡去品嘗,過後又再次回到那裡,看那地方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喔,要是有人覺得林金城寫的檳城很對味的話,那終究是他對生活的觀察入微──有時甚至還把自己的生活也放到裡頭了。然而,他的生活與工作畢竟都在吉隆坡,空間終究是無法輕易縮略的距離,以致無法在寫作的當兒隨時作實地查勘。在本身的工作與生活限制的考量之下,於是促使他回頭展開了吉隆坡與巴生的飲食書寫……

“這一回把已經發表的飲食文章都結集成書之後,《檳榔嶼食誌》的獨立成書,也就不會成形了。”他說:“但按我的計畫,將來還是要出一本檳城的……”

從飲食談到書寫,最後他強調,他的飲食書寫其實並不鎖定在檳城或吉隆坡,反而更有興趣於作為書寫主角的飲食,它是否涵蓋了所有的方言群,甚至於跨越了種族的藩籬;只要是本土的飲食,都是他現階段在思索與考究的部份。另外,自2003年發表《蕃婆餅》之後的系列寫作,他也強調,文學目前只是作為飲食考察的呈現手法,而不再設為最終目的了;提到自己當前所設定的目標,他說是“希望‘知食份子’的概念能推廣開來,以便借助更多人的力量,來系統性地蒐集本土的飲食資料,進而展現本地飲食──各地飲食進入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之後逐步產生變化的脈絡。這個計畫如果得以完成,那麼,我們幾代人的飲食風華,除了留下一大堆精美的食譜之外,就還有更為深入的文獻記錄了。”

擱下自己曾經執著的文學,然後專心一致地讀食譜、嘗美食、考察飲食,乃至召集“知食份子”的不定期活動──這是一直沒在文學界曝光的,最後乃起而書寫飲食。回歸寫作的林金城,文學抑或不文學的,原來都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了;飲食文學云云的,他還是只答以“散步”之說。

那麼,就讓我們繼續關注著林金城的散步吧!

2006530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13

水壩

●杜忠全

你們看,好大的一面湖呢。

第一次被你帶到山上來的朋友,在穿過綠蔭包抄的林中小徑之後,照面冷不防地迎來一窪粼粼的水光。看到一面在山頭底下粼波閃動的水光,往往會禁不住興奮地驚呼起來。湖?這哪是什麼湖呢?你總是緊接在驚呼聲之後接腔笑說:拜託,那是水壩啦!

一座蓄積食水的水壩,那是民生所系的重要設施了。但是,它對這鄰近一帶的居民來說,重要性還不光是關乎這形而下的生活需求問題;它也是經過一整天的工作勞累之後,人們抖下身心疲累的絕佳去處!抖下疲累,把一天裏頭汲汲營生的身心疲憊與無奈心緒,都賦予這裏的山風與綠濤,都賦予向晚的蟬鳴與歸飛的噪鳥了吧!

於是,往往是日頭西斜,一日將盡的傍晚時分,四方的人們就像約好了似地,紛紛都從各自的忙碌裏抽身而出了,然後從不同的路徑走了上來。穿過一重又一重的綠,走進這山光水影裏,往往也就走進蟬聲裏頭了。蟬鳴一聲聲,悠悠長長的直線條在眼前畫過,然後往下彎成一道弧形,把最後的一顆音符沉入粼波里、滾落斜草坪,或者就藏進花叢中,等待那些玩抓迷藏的孩子們來翻尋吧!

蟬聲當空劃過了後,山與水也就一時綠遍了。

幾乎每一天,你都要來親昵一番山水;也幾乎是每一天,你都來聽幾番蟬鳴。山水與蟬鳴,是島上生活裏的一道甜品。這只是一座鬧市邊沿的水壩公園而已了,但推開了市聲走進來,紛紛擾擾卻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也就抹上了不同的清新色調了!於是,許多人一天生活中的一段美好時光,就是來這裏流連磨蹭一番。一座山谷間的水壩公園,它不光供給了人們日常需要的食用水,你看,眼前這翠綠的樹翠綠的山翠綠的水,那是它為人們每天的的枯燥生活添加了一整片翠綠色的風景呢!

是風景沒錯的。你看:山是風景水是風景,水裏的遊魚坡上的猴群,還有掠空飛過的鳥群,或者是那些隱蔽地藏身躲起,卻又禁不住要放聲高歌的蟬,這些動的靜的有聲的無聲的種種,都是這裏的風景呢。唔,就連那些在風中景中移動著的人群,都是,都是這裏的一個組成部分!推開眉睫,你看到別人在你的風景中走過了;反過來,你不也同樣是在別人眼裏的風景中生活著嗎?

晨昏舒活筋骨的去處是不少的,但這裏不單有綠色的山頭在眼前起伏,有蟬歌在耳邊清唱,還有著一波浮映著風光的水呢!有了水,山也就變得活靈活現了;而有了山,水面上也就在晨昏裏分別切出了明暗不同的弧線與棱角了!

2004318日,星期四,南洋商報,商餘版,山水卷專欄32

面對文革

杜忠全

來到露天小販中心,我特地挑了個海堤邊的座位,然後讓他坐了下來。海風刮得很緊,浪頭尤其推得很高,那當兒顯然是大雨將至的前兆。坐在海堤的邊上,他指著對岸一長列的通明燈火,問說那究竟是哪處,我們的車子繞得過去嗎?我笑說,那兒嗎?哈哈,那裡跟我們這兒並不連著陸地的,但過了大橋,你若是只管往北走,那就可以穿過泰國老撾並跨越邊界進入雲南,然後一路回到你的北京城啦,如何?說了這些之後,幾乎是趕在風雨之前的,我把原先聊了半天的話題作了結,接著好奇地問起他所親歷的文革來了。

他今年60歲,正是把大好的青春年華都奉獻給那場政治運動的一輩人。我問起了他的文革歲月:在他完成中等專科教育的那一年,等在前頭的卻不是大學深造之門,而是至今怎麼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的一股熱情信仰。滿腔熱情的政治信仰與衝動,這或許就像當年老舍的自述所說的“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於是乎,在那樣一個將青春與熱情完全傾注在信仰與運動裡的盲目年代,他坦然承認,自己的家世背景並不完全吻合時代的要求,但因為自己的“政治醒覺度較高”,所以打一開始就主動投入並積極參與了運動。“幸虧當時長期離家在外就學,不然的話,或許我還真的會受鄰人的唆使與擺佈,向他們‘揭發’並輸送‘監視’所得的材料,以致最終作出了傷害自己家人的舉措呢……”

市面上已經有著不少書了,包括去年我在江南四處遊蕩的時候,雖說某些書已經遭禁令侍候了,就比如《往事並不如煙》吧,但不光是在街頭巷口的小書攤,就是在一些由官方控管的旅遊區販賣部裡,這些書也還堂而皇之地擺在架子上迎賓。我把這些告訴了他,然後他說,其實打自兩年前開始,一些雜誌就已悄悄地闢了專門欄目,每一期都固定刊登相關的文章,“雖不便標明文革,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那幹的是什麼了。”

那麼,從知識界到一般的民眾階層,乃至更早階段的傷痕文學,對於文革的反思,一直都在民間默默地進行著,但至今仍舊無法打通某一道關節,以致無法在更大的範圍形成全面性的檢討與反思,以清除積澱在意識底層的污垢。

1966年發出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中國文革的正式爆發而言,今年是文革爆發40週年和結束30週年紀念。相對於去年8月份二戰結束60週年紀念前後的諸多活動來說,這剛過去的516文革紀念日,就顯得一片靜悄悄了。516的後幾日,面對著文革過來人,我滿心好奇地探詢了他的想法:“文革當然是我們必須深切反思的,”他說:“再往前頭看吧,這一門功課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像我在網路上讀到的,也是將屆60門檻的《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所說的:反思文革終究是一種對歷史負責的態度,而要是不趁著文革過來人都還在世的時候來做這件事,那也就錯失了時機,以致當時許多人為的苦難與犧牲,都無法從一味的愚昧提煉與轉化為清明的歷史教訓了……

2006525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13

沒有“詩生活”的詩人──林金城自剖詩路歷程

●杜忠全

“‘詩人林金城’,”轉移陣地來談詩,時間接近午夜了,在趕回八打靈之前,林金城總結說:“一直到現在為止,別人在介紹我的時候,還是在名字之前冠以詩人的稱呼。但是,我自2000年在“詩人已死”座談會上宣佈不寫詩之後,就真的沒再寫詩了……”

五年來“甘心做個沒有詩生活’的詩人”(他自己的話),但林金城的詩人身份,至今都沒給忘記──別人或是他自己,似乎都一樣。掏出心裡的話,眼下的“知食份子”林金城強調,對他自己來說,從留台時期的“散沙族詩鈔”開始,到90年代末期論者所謂的“政治詩”為止,一直都被自己珍視為文學生命的全部。林金城自我認定的文學創作,那只能是詩,而不是其他:“因為只有詩才是無中生有的純粹創作,其他的都不是。比如我以前寫古蹟,或現在寫飲食,往往都是在蒐集了許多資料之後,才動筆寫下的;這些承載了文化信息的散文,資料或內容其實都已存在的了,文學只是一種包裝或手段,算不得純粹的創作。”林金城解釋說:“我自己在寫作過程中體會的,只有寫詩才是不需要依賴現成資料的,一種發自心靈的純創作。所以,如果談文學創作的話,我是最重視自己的詩了!”

好了,談過了他對古蹟文化的關懷與追尋,也暫時壓下他當前正在進行的飲食書寫;這一段談話,我要求林金城對他的詩情歲月作個回顧──按他自己的說法,也就是檢視他的文學生命了。我一邊翻著手上的《假寐持續著》來提問,然後詩人說:“我寫詩其實經過了幾個主要的思考階段:‘散沙族詩鈔’是第一階段,過後依序是標誌詩、三步詩、日記詩和‘政治詩’。”視線落到我手上的詩集上邊,他回憶說:“出版這集子時,我原是抱著一種完整紀錄創作歷程的心態,打算把‘散沙族詩鈔’的作品都收集起來,而不包括三步詩在內的──連同後來還在持續寫作的這一批詩,本是打算另行結集的。後來田思告訴我說,他認為我真正寫出了風格的,還是三步詩。到了這個階段來出版第一冊詩集,他建議我要把最好的作品呈現出來;摸索階段的作品早期既然沒出版,後來倒也不必都結集起來了。經過考慮之後,我接受了他的意見,於是大量刪除了‘散沙族詩鈔’的作品,再加入當時還在寫作與發表中的三步詩,也就構成了這一冊詩集的面貌,也反映了我寫詩得最初三個階段。”

排除了更早的摸索階段,林金城把‘散沙族詩鈔’列為他第一階段的創作,而那是他留台時期的作品:“回想起來,認真投入創作之後,我似乎就很少有純粹自我情感抒發的作品,而大多是面對社會文化來思索的,包括這些在台灣寫的散沙族詩鈔──當時都是以這總題發表的,我所思索的課題,不少也都與大馬華社有關連。在我的主觀意識來說,那時我其實已經在面對大馬華社來創作了。”他說。

與林金城的這一席談話,發現他總是把“玩”字反覆地吐出,包括在談自己的幾個創作階段時,如果用他自己的語言來說,那就叫做“玩過幾個不同的階段”,但“詩一直是我文學的聖殿,”他強調:“其實,不管是面對自己的還是別人寫的詩,或那首詩寫得好還是不理想,我都抱著一種正襟危坐的心態。我所說的‘玩’,其實是一種創意──之前沒出現過的,而由我們來把它摸索出來。在創作上,我這個人是不能在一個階段停留太久沒有變化的,總要一再地摸索與實驗之後,覺得‘玩夠了’,就會求變了!”因此,在完成散沙族詩鈔之後,他接著大“玩”其交通標誌詩,過後則“玩”起三步詩來了:

“或許有人覺得,我的三步詩是很隨意甚至草率的。這首先有可能是我本身確實認為,創作本來就是很率性的。”針對他“風格之形成”的三步詩,他說:“這些詩其實大都是我在(吉隆坡和吧生之間)上下班的路上產生的。開車途中靈光一閃,我就把車停在路旁,然後用錄音機口述了錄下,回到家裡就把它們謄出來,往往就是一首詩了。”林金城寫作三步詩時有一些質疑的聲音,也有肯定的意見,至於觸發他“玩”出三步詩的初衷,就像他在為“我的文學路”系列所寫的《風高路斜》一文所透露的,原來那還是源自古典的七步詩:“曹植當年被要求七步成詩,否則就性命難保,而我當時深切地感受到,我們的民族文化所處的環境其實更為惡劣──三步不成詩,就要叫你死了!這就是我寫三步詩的整個背後思考。”

至於最後階段的政治詩,他覺得是別人給貼上的標籤;就他自己而言,他根本就不認為自己在寫政治:“我的那些詩所關切的,其實都是社會民生的問題,只是,這些問題往往都是由政治引發的,所以也就被認為是政治詩了。”

創作這些詩的時候,是詩人出版詩集並全程參與“動地吟”,於是經常隨同團隊作全國巡迴的一段時期;跟他在上下班的路上寫作三步詩不同,他當時藉由巡迴活動而擴大了接觸範圍,廣泛地看了社會萬象,加上“動地吟”團隊活動那種激情澎湃的氛圍,於是也就刺激產生了這一批刺貶社會現實的作品。在90年代末,它甚至被期許為引領新世紀馬華新詩的一種新趨勢,但在2000年完成了《九九歸零》組詩100首之後,詩人卻自此擱下詩筆了:“‘歸零’首先是年份上的歸零──從1999過渡2000,那確實是一種歸零,再來才是我創作心態上的歸零。”從歸零談到他的停止寫詩,林金城說:“我的所謂政治詩所反映的民生問題,後來一直都沒有改善,相同的問題後來還一直困擾著我們。我當然並不信仰文學可以改造社會,但面對不斷重複的社會議題,我覺得很累:以前寫了收費站、寫煙霾寫貪污等等等等,這幾年其實也還是這些問題!這些年我已經安於當個沒有詩生活的詩人了,但在出席文友活動時,有時難免被要求吟詩的;去年出席建華詩集的推介禮,剛好又碰上鄰國的煙霾來襲,於是大家都嚷著說:林金城,你的那首煙霾詩又可以吟起來了啦!面對這種情況,我突然覺得很難過:我為什麼要寫詩呢?寫了也只不過是一種現象的紀錄,完全不能引起一種反思或看到改善!以前寫了那些課題,現在還是那些課題;面對不變的社會議題,按我當時的心境來說,我想要抒發的,還是這樣的一種感觸的,但在創作上,難道叫我換了一支筆又來寫同樣的課題嗎?我覺得那根本沒意思了,於是也就不寫,也決定不要文學了……”

擱下詩筆之後,林金城後來所寫的,究竟還屬不屬於文學,這是後話了;回顧他珍而重之的詩創作來自我剖析心路,我最後問說,近期是否有可能重新提起寫詩的筆呢?他依然強調,目前還是看不到這種可能性:“除非出現新的題材,或者我自己在創作上有所突破,否則不會重複‘玩同樣的東西’的!”他說……

2006523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12

悄凌:握著杯子的溫度

杜忠全

從梳邦到八打靈只需十來分鐘的車程了,我依約準時抵達,然後撥通了悄凌的手機──不確定是否找對了地點,還好她說已經在門外頭了,然後我就看到她推門下車;11點正,我們都是守時運動的支持者。

在酒店二樓的咖啡座找了張桌檯,並沒有特意去提訪談,只管天南地北一個勁兒地聊著--她說她這些年來都是自由民了,我說我也是,今天,然後她要了咖啡我點了茶。這一天是星期一,該上班該約談公事的,都各自按照工作時程表進行著;我們這兩個繁忙都會裡的自由民,卻把時間給約在咖啡與茶的邊緣,然後任由騰騰的熱氣把閑情升起……後來進入了訪談主題,悄凌談的就是咖啡與茶了。

喝完了她的第二杯咖啡之後,我開始按下數碼錄音機的收音鍵。按照我提出的談話方向,悄凌說要談她在截稿死線之前擱在書桌上的咖啡與茶:針對這系列主題,我總是跟約訪對象打比方說,要是寫作時需要在手邊擱一杯熱咖啡,那就以寫作來作背景,告訴我你跟咖啡之間的故事吧!悄凌說,好的,但我還要加上一杯茶……

挨近深夜11點鐘,為自己準備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茶,然後把冒著熱氣的兩個杯子都擱到桌上,悄凌說:“這樣才有一種萬事具備的感覺,然後我才拿起筆來寫小說。”

“咦,咖啡與茶是你小說靈感的泉源嗎?”我好奇地問說。

“不是靈感,而是那種手裡握著溫度的感覺。”她說。

“握著溫度?”

“對,我總是先喝茶──咖啡冷了還可以喝,但我只喝熱茶。”悄凌解釋著:“深夜寫小說時,我一手抓著筆不停地寫,另一隻手要是閑著沒得抓拿,我會很不習慣,不曉得該放在哪裡才好……”

“哦,所以……”

“所以我就讓自己抓著杯子啊!”她笑著說。

“喔,那是說,這只是一種觸覺上的習慣,而無關於寫作靈感的?”我說。

“是沒有靈感的,”她繼續說:“我寫小說的時候其實並不需要靈感,到時間拿起筆就自然寫下去了,真正需要的,還是截稿時間!”

悄凌強調,在給雜誌社寫小說的那段日子,她總是在截稿之前的最後一個晚上,才在咖啡與茶的隨伴之下秉筆直書;就算告訴自己要提前完稿,不要臨到截稿死線才開夜車,但就是沒法寫得出:“就是非得看到截稿死線逼到眉梢了,才能把小說寫出來──就算沒有預先安排情節或打腹稿,但只要攤開了稿紙再抓起溫熱的杯子,然後一邊把弄又吮飲著,7000字的小說,往往也就一夜完稿了。

“喔,你是說肯定完稿嗎?”

“肯定要完稿的,那是截稿死線。當時我每20天就要交一篇小說,幾乎都在這種情形下交稿的。而且,寫完往往是第二天清晨,那就直接交稿了,包括發表之後,自己都不再多看一眼,也不收集存檔的!”抓住杯子,她淡定地說:“如果後來有讀者反應說還喜歡我的小說,我找來看了還會訝異:這是我寫的啊,那麼差,或者寫得那麼好,當時怎會這麼寫的?哈哈!”

說清楚了,對悄凌而言,咖啡與茶是孵化小說的溫度,而截稿時間才是作品最終成形的催生線:“人家說寫作就像懷胎,但我覺得,這比喻並不很貼切──大多數時候,那是根本沒有胎的,但還是要生出來;有時就算流產了,但還得是活的。所以我說,寫作就是這麼一回事:明明是個流產兒,但我們產婦自我接生了還是要抱出去見人,而掙扎而出的小生命必須且必定是有呼吸的,你說神奇不?”

好吧,前頭有咖啡與茶的溫度來引開思路,後頭有一道交稿的死線畫在那裏,那中間呢?“中間就是源源不斷的情節鋪寫了──進入情況之後,我是不能被打岔的,否則就再也接不回去,必須從頭抄寫,才能重新找回思路了!”那麼,失去溫度的杯子後來就只是閑擱著,等候初生兒的押送交付了!

悄凌透露的信息是:一杯咖啡一杯茶,外加不可或缺的一道截稿死線,她的小說就會交到編輯手裡了。那麼,所有的副刊和雜誌編輯,你們,都看到了嗎?

“現在很少寫作了,多數是喝完了咖啡才來看書──我不習慣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書的。”訪談的最後,悄凌這麼說:“說到靈感寫作,其實我一直都在寫著──在做家務或抹地板的時候,只要看著地板上的反光和倒影,靈感就會源源不絕地湧出來了。只是,地板抹完了,作品也就在頭腦裡寫完了,沒謄寫在稿紙上就是了,但這也是寫作啊,哈哈……”

我們一直聊到四點半鐘過後才道別。幾近6個小時的面談裡,悄凌總共喝了三杯咖啡:要是有人給她下截稿死線的話,那麼,一篇7000字的小說,或許已經成形又交稿了吧,走出酒店大堂時,我心想……

2006521日,星期日,南洋商報,Easy週刊讀書人版“書卷餘情”專欄-2

溫祥英:始終在語言隔閡之外

杜忠全

接下給溫祥英先生作訪談的任務,並且經過一番的資料蒐集與閱讀之後,作家個人的學習背景與生活環境的語言問題,首先引起我的關切與好奇:在中文寫作領域耕耘了逾50年的溫祥英,他原來只在華小唸了短短兩年半的時間,過後就轉讀英校了,大學時期唸的還是英國文學系;畢業之後投身教育界,長期從事英文與歷史科的教學工作之後,他的職場語言一直都是英文或稍後的馬來文,而他本身的籍貫是廣東台山人,家裡的生活語言自然是台山方言了。然而,他卻選擇了方塊字來作為寫作載體,並且與之廝守了半個世紀之久……

•為什麼是中文?

來到溫先生的住家之後,談起他長期實踐的中文寫作,他並不諱言,語言一向是困擾他的問題:小學時在夜校進修中文,中學階段繼續上母語班,這就是他學習中文的整個過程了。在這之後,他跟中文的交會時刻,往往不是無聲的報章與文藝閱讀,就是在攤開稿紙伏案寫作的那當兒了。

“除了閱讀與寫作之外,我在生活裡一直都沒機會應用中文的。”面對我的提問,溫祥英說:“大學畢業後來到檳城教書的相當一段時期,我還有機會出席每個月召集一次的文友聚會──那是以大山腳日新中學為中心的一批寫作人,像菊凡、黃英俊他們發起的一個文藝會。當時他們都說,我的中文說得跟大家不太一樣,他們叫它‘太平腔’哈哈!但是,那是我唯一用中文交談的場合了!後來這個聚會沒繼續了,我就連說中文的機會也沒了!”

處身在這樣的環境當中,那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因素,讓溫祥英義無反顧地選擇中文來寫作呢?他為什麼不考慮英文書寫呢?

“那是不一樣的,”他不假思索地說:“處身在華人社會,我的寫作所關切的對象,畢竟還是本身所屬的華人社群,如果不是中文的話,我覺得還是無法貼切地表達那樣的生活與感情。”具有英國文學的訓練背景,同時又懂得中文的溫祥英,他自認無法傳神地應用英文來刻畫自身所處的華人社會;來到創作並反映社會與人生的節骨眼上,他還是毫不猶疑地選擇了中文:

“其實並不奇怪的,像新加坡的苗秀,還有本地的李系德,他們原來也是受英文教育的,後來也都選擇了中文來作為寫作語文。”他說:“畢竟中文才是我們民族的語言,用起來才感到親切嘛!”

小學時從華小轉了出去,寫作時又從英文轉回中文,這真是個不容易描述的人呵!

•兩個隔閡的世界

溫祥英是出生在霹靂州太平市的廣東台山人,但他自1965調派到檳城聖芳濟中學任教之後,直到他退下教職為止,他的生活與寫作都不曾離開這半島北部的小島──只除了退休之後一度到都門上幾年班之外。住了超過40年的所在,但他對這地方的主流方言──閩南話,至今依然沒法聽得明白,更別說應用與溝通了。他對我說,就像他今早到外面吃早餐,攤販隨口對他寒喧了幾句,他還是只能禮貌性的作狀笑答,而無法猜透身邊流動的語言。我於是問說:作為寫作人,他會不會覺得自己一直無法進入週遭的世界呢?他說:“實際上就是這樣,所以我以前總是跟朋友說:‘This was my peoplebut don’t know their lingual’(他們是我的子民,而我卻不懂得他們的語言)!我跟他們之間一直都存有語言隔閡的問題。”

這種長期生活情境裡的語言隔閡,對於他的寫作難免要有影響──因為無法進入生活所處的語言境況,以致他無法確切地了解身邊大部分人的情感流動,所以他無奈地說,自己往往只能偏向一種比較個人思考與探索式的寫作路向,寫一些比較個人化的東西,而無法把寫作伸展到日常生活所接觸的人群裡。“在這裡住了將近半個世紀,但我一直到最近才知道,原來廣東方言所說的‘入味,檳城的閩南人是說出味’的,哈哈!”

他早期發表的短篇《冷藏著的世界》,就是從自身在生活中所感受的語言隔閡來切入,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的心靈隔膜。

如今再繼續寫下去

讓寫作的時間跨度超過了半個世紀,溫祥英眼看身邊的同輩文友一個個地消失,而他卻還在創作的道路上繼續走著。我於是問起他對寫作的堅持,問起他寫下去的動力來源,他聽了笑說:“喔,不就是稿費嘛,呵呵……”

無須特意隱瞞或避諱,在勞心勞力的創作之後說不在意稿酬,那無論如何是不真實的。說到收稿費,溫祥英提起當年他應報館之邀而寫了個中篇,稿件寄去了還未發表,就預先收到報館寄來百大元的稿酬了,舊事重提,他還是覺得很快意;然而,到了退休之後還繼續寫作,他說一旦提起稿費這檔事,心裡有時就會有疙搭,好像為了稿費來寫作是很不應該的!另一方面,對於我說的堅持,他也沒有特意搬出個大道理來,只是坦率地說,自己其實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持續地寫著,期間也不是沒有停下來的:“比如1973年出版了《溫祥英短篇》之後,我就停了好一段時間沒寫;1992年年底發表了《Noo Duit Gang》之後,我也沒再寫了,直到去年才又回來寫作。至於當時為什麼停了下來,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了,大概就是題材寫完了,或者想法改變了,所以停下來尋找新的題材或方向,不然就是生活上的問題,似乎就是這樣了。

“哦,不知道為什麼停下來,那是不是因為你打從心裡就不曾對寫作感到灰心,也不曾想過‘該停筆了’或‘放棄寫作’的念頭,是嗎?”我問他。

“是吧!”他說:“回想起來,我寫得比較多的其實是黃涯主編《蕉風》的時期,後來換了主編,創作量就減少了。現在退休了時間比較多,應該就像菊凡他們所說的,這時候我們還應該再寫,特別是寫一些回憶之類的,因為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往往是年輕人所不知道的,如果我們都沒有寫下來,將來也就沒有了。

“是啊,”我隨即呼應說:“你們的時代應該留下你們那一代人的書寫,如果將來由後人回過頭去書寫的話,那已經是不一樣的情感與視角了。”

“是這樣的,”他說:“我前天出席了文藝沙龍聚會,聽到大家在談著一些課題,當下就覺得自己其實還有不少寫作題材的,只是還要細加考慮體裁的問題了……”

心理上的清教徒

1992發表在蕉風》第451期的小說《Noo Duit Gang》,是現年66歲的溫祥英在2005年重新提筆之前發表的最後一篇小說了。提到這十多年前的舊作,他說當時的編輯幾乎是不敢讓它發表的,因為覺得內容太色情了,擔心發表了會遇到問題,“後來他們找了方昂來提問題,然後把問題和我的回應連同小說一起發表。那時我剛好在吉打出席課程,接到提問之後,由於手邊沒有文稿,我就只憑記憶來回答了!”

提到這一篇《Noo Duit Gang》,他說自己其實並不滿意:“最初原是要處理文化衝突的問題的:小說的女主角是個Nyonya,而男主角則是Chinaman,他們之間存有文化差異與層次的差距,但寫了一半卻覺得寫不下去了,只好避重就輕地談一些比較容易處理的問題了。

由於《Noo Duit Gang》的內容包含了性愛書寫,導致它幾乎被視為色情小說,關於這一點,溫祥英承認,他是那個年代的文藝作者當中比較勇於在作品裡安插性愛情節的,於是,“性愛小說家”的標籤,那時一直都落在他的頭上來,但在這之前,他其實也是個“清教徒”:“大學時有一位教英國文學的叫Loyd Fernado的講師,他發了一首詩要我們分析,我分析到一半,碰到了性愛描寫的部分,就不敢再繼續做了,只草草的寫成一頁交上去;他在批改之後說,很多人都是這樣,碰到這一類的內容就會退縮,好像人生中不該有這樣的事情那樣!”掙脫了心理上的“清教徒”,後來他在寫作上之所以大膽地放手來寫,原來跟他在大學課堂裡被“點竅”有關的!

因此,近期他在“文藝春秋”發表的小說新作《清教徒》,寫的也就是那樣的一種心理態度:一種自傳性質的寫作,主角人物最終還是不敢跨越心理的檻限,始終都是“清教徒”,就像當年的他自己,還有很多其他的人……

不重讀自己發表的作品

提到自己已發表的作品,他說自己大多都不再重讀的了,因為“覺得寫得不太好的,也就不想再看了”,另一方面,其實也有毛姆的影響:“我讀到毛姆說的,一個作家寫完了作品,寫完也就結束了,他應該跑到別的地方去,也就是繼續寫別的東西,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吧。”關於完稿之後的發表,開始的階段肯定會很期待與興奮的,但過後也就沒有了,“像我早期的一篇作品,後來自己把它翻譯成英文之後重讀,卻覺得簡直就是鬧劇,寫得不好啊!” 他繼續說:“其實應該像一個希臘的劇作家那樣,說我寫了一部很好的作品,但它存在於我的腦袋中,哈哈!”那是一個創作人經常引為自我期許的,認為自己最好的作品永遠是構想中的未來篇章,以此鞭策自己往前繼續努力。

將話題拐入他的作品,溫祥英在兩次的談話中都一而再地強調,他對自己在寫作條件上的限制總是認識得很清楚:意識到自己的中文表達能力不強,所以在文字上總是需要一段修飾過程。

“那麼,”我問說:“從完成初稿到定稿,你是否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呢?”

“喔,很長喔!”他說:“這是我在中文寫作上所要面對與克服的問題,我在中文表達能力有限,字彙也不夠,有時為了要表達一個意思,往往需要反反覆覆地尋找貼切的字詞,所以要花上比別人還多的時間來修稿……一旦面對文字的問題,我都只能不斷地翻查字典,以便從英文裡找出相對應的中文詞彙,這的確佔去了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回顧自己的寫作歷程,他說他早期會比較自覺地追求純粹的中文,到了晚近,他就有意識地要在寫作上反映實際生活裡的語言狀態,而適量穿插了方言對白了:我讀到毛娒講的一段話,說寫作的語言無論如何是跟日常語言不同的,寫作還是應該要用精緻的語言,否則就跟我們日常的說話沒有差別了。

•從來不瞭解甚麽是“現代”

在溫祥英寫作與發表最勤的年代,他往往都被貼上“現代派”的標籤,但他自己坦然承認,到現在為止,他其實都不太清楚什麼現代不現代的寫作手法──在他大學時代的學習裡,這似乎是沒有的──是因為它在西方早就畫下休止符了嗎?但我舊事重提,說他曾在一篇叫做《形式與內容》(收入《半閑文藝》一書)的文章裡說,自己決意要寫一篇現代小說云云的,那又怎麼說呢?他聽了笑答:這純粹是要跟宗奉現實主義的作家們抬槓的:

“事情其實是這樣的:那時我跟Ghulam-Sarwar Yusof組織了一個Penang Writer’s Circle(檳城作者圈),他當主席,我任秘書,我們趁著同樂會辦了個書展,我就找了幾個中文文藝界的朋友來幫忙。你知道啦,他們都是寫實派的,我就故意跟他們作對,說我要寫一篇現代小說了。他們當時聽了就勸我,說你不要你不要,應該還是用寫實的手法寫來得好。那之後,我就真的寫出了《憑窗》,但其實我並不了解究竟什麼是現代,目的只是為了要跟他們不一樣而已啦!

提到了《憑窗》的寫作,他說因為參與籌備同樂會的文藝活動,其中有個項目是詩歌朗誦,他們當時借了個會館的樓上空間來充作練習場地。有一天晚上,他剛好靠著窗沿往外張望,見到樓下有兩個女孩走過,於是引發了無端的想像,因而參照漫畫框框的手法來寫小說──就如同畫漫畫那般,《憑窗》的情節就設計成三個“框”,而用文字來描繪窗裡和窗外的兩個世界,“你說那就叫做現代小說嗎?我自己都不曉得呢,我知道的是,那些寫實派的作家都不會這樣寫就是了!”

溫祥英在寫作上所關切的,一直都是作品的主題與內容的關聯性,而不會服膺於某種主義的教條規範的:形式與內容應該是互為影響,而不是讓主義的僵化形式來規範內容的。他這一點態度上的堅持,可從他敘述的兩件小事見得一斑:第一,他說他的家人其實早已歸信宗教了,但到現在他還是不肯妥協,始終堅持一個非宗教人的身份;第二,關於組織寫作人協會的事,他說其實那是更早就提出的建議,但卻沒能組織起來:

因為那時我反對,所以就告吹了!”他笑著說。

“喔,你為什麼要反對呢?”我好奇著。

“因為我認為,每一個寫作人應該都是獨立自主的,我們沒有必要搞一個組織來領導寫作,然後要大家都往同一個方向寫的嘛。我就是不愛受約束,呵呵!”

這裡頭顯然透露了一項信息:作為寫作人的溫祥英,他對個己獨立自主的人生主張,以及不屈馴的處世與寫作態度──包括當初在自身的條件限制之下作出的選擇,那是如何的一種貫徹始終的堅持呢!

於是乎,在無所謂停筆不寫,而卻讓寫作中斷了十多個年頭之後,從去年(2005年)以來,他又開始在電腦螢幕前一邊查索漢語拼音一邊埋首創作,而在鍵盤上敲打出一篇篇新作品來了……

200657日,星期日,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溫祥英專號”)

刮刮樂,誰刮誰樂?

杜忠全

近些日子以來似有“復甦”跡象的所謂“刮刮樂”抽獎活動,這幾年來其實一直不曾在新聞報導中絕跡的:每隔一段時日,往往總有圖文並茂的揭露報導見諸報端。類似這一種情節相似與受害結果大同小異的報導,在替換了時間地點與主角人物之後,總是循環不斷地出現。這樣的一種現象,反映了人們似乎是越刮越樂,對自己那不可捉摸的運氣,始終都抱持一種近乎於信仰的堅定態度。

很多年前開始出現在我們生活週遭的,這在當時還算新穎的行銷手法,後來幾經曝光之後,卻依然頑強地在新聞版面佔有一席之地。其雖故計重施,卻往往都能找到自願入瓮者,他們心甘情願地將白花花的銀子雙手奉上,過後才慢上幾個拍子地猛然醒悟。尤有進者,綜合不同時期的新聞報導所得的總印象,那些申訴被不法集團設計坑矇的人,其實並不受限於無知的婦孺階層,而涵蓋了不同行業與年齡層的社會大眾──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連執行法律來守護治安的警察,居然也掉入局中,真的是做到了“男女通吃,童叟無拘”的地步了!

再不新鮮的刮刮樂之外,前不久還看到了一則小新聞,謂某地一家銀行的職員,竟然相信有術士能施加法術,將鈔票的數額倍增,於是貿然地非法提出一大筆錢,然後交付施法,希望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得到一大筆進賬。在我們看來,這其實是再拙劣不過的騙局,再加上新聞報導連篇累牘的刮刮樂”,不管面對的是缺乏文化的販夫走卒,還是具備一定專業教育背景的知識階層,那些行騙的同夥人,居然都能讓局中人義無反顧地相信著他們。

於是乎,如此一種普遍的現象,叫人不得不進一步深入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讓這些其實已經不再新鮮的矇騙手法,竟得以一再地得逞呢?

這些形形色色的坑騙手法之所以能長期行走江湖,並且達到“百代不輟”的地步,尤其總有辦法解除人們的層層心防,我想,他們的養家活計,其實並不在於其行騙招數的嚴密與疏漏,而是源自人心中再普遍不過的貪慾。

在經年累月的揭露報導不斷地為社會大眾提供反面學習素材的情況下,刮刮樂”或其類似的行騙模式得以在坊間繼續存在,讓我們在說,人類具有從歷史經驗中鑑往知來,或從別人的經驗中認識錯誤之能力時,有時難免要引生疑慮:到底如此這般的一種論定,究竟具備了幾成的確當性呢?但是,如若往深一層細加思量的話,我們就會察覺到,這種理性的學習一旦碰上非理性的貪慾衝動時,這兩者之間究竟誰主浮沉,往往才是關鍵所在了。

說開了來,不管我們自覺與否,人人心中都存有強烈的慾望,它們一旦被觸動了,那麼,所有在理性學習的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往往都無法產生作用了。那麼,在指責不法集團設計行騙的同時,我們是否反躬自省,到底是我們自身的貪念矇蔽了理智,讓自己對那不可捉摸的所謂幸運,始終抱持著非份的希冀,尤其深恐錯失了上門扣訪的財神,從而導致外人有機可趁呢?

那麼,人們所謂的“刮刮樂”,這到底是誰在搜刮,又是誰得其樂,尤其究竟是樂在何處呢?

究其實,從施者與受者兩方面來說,都不過是貪慾橫流的結果了。

2006518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12

城市文化的鉤尋──林金城的懷舊情愫

杜忠全

•書寫的召喚

談起檳城與他寫作的直接連繫,林金城說,一直到他赴台升學之前,他其實才只兩度造訪檳城──第二次是跟高中同學來玩的,而那都只是一般性的旅遊,並沒有因此對這城市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檳城這地方原本應該是跟我沒有太大的關係的,只除了母親跟我的那一段旅程之外。”促使他後來在寫作上不斷地“眷戀”著檳城的,其實是第三次的旅程:

“第三度北上檳城,我是跟《蕉風》主編王祖安一起的。我們到大山腳探訪文友,接著投宿在小黑家,然後讓小黑把我們載到檳島,目的還是探訪:要找方昂和麥秀──麥秀是第一個發表我的作品的編輯,到了檳城,我覺得應該要去拜訪他的。”回溯自己寫作道路上的檳城因緣,他說:“那時我已經在台灣待上幾個年頭,開始對古蹟建築產生興趣了。但是,這一次的檳城行很匆忙,我們只能在半天的時間裡趕路程,然後在我的腦海裡留下這個城市的浮光掠影,也自此埋下了我對檳城的嚮往──因為對古蹟有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深為車窗外快速掠過的街頭影像所吸引,覺得那裡頭有不少地方都是我很想走進去的,但時間就是不允許!那時候我坐在車廂裡,然後就告訴自己說,這地方我將來一定還要回來,而且一定要來研究它、書寫它!”

原來呵,讓林金城這一輩子都要“回歸”檳城的,是他的第一次旅程,而讓他在寫作上跟檳城結合在一塊兒的,還是這第三次的旅程。

•從朝聖到滿足

留下對檳城的一份嚮往,林金城回到了台灣,然後繼續熱衷於古蹟文化的鑽研,然後,然後他遇到了陳耀威,開始了兩人的合作計畫:

“那時候我們都在上班了,當時我在台北的美術館遇到他──成大時我們是大馬同學會的夥伴,但我只知道他很會攝影。畢業後在台北重逢,我向他提出以影像來配合小品寫作的合作計畫,他很爽快的答應了,並且把我帶到他的住處,讓我看了很多他旅行時拍的照片。”他說的這個計畫,就是後來結集成書的《快門速筆》了。

在檳城,林金城與古蹟寶藏似的老城區擦身而過,然後在台北遇到了從事古建築維修的檳城老同學,林金城坦承,後者對他的古蹟觀念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對於他後來從事的檳城乃至城市文化的散文寫作,也具有相當的啟發:

“在這之前,我對古蹟只有一份很純粹的喜好情感,而耀威,他是那種很認真很強烈的保護觀念,跟我原先的只訴諸情感,是很不一樣的。”

在台灣工作了兩年之後,林金城選擇回國,而《快門速筆》的寫作計畫,也就在這前後陸續完成了。返馬之後,延續著對古蹟的興趣,林金城開始寫《十口足責》專欄(欄名由“古蹟”二字拆析而成,作品未結集):“那時耀威還在台北,文章發表之後,我就拿給他看──那時還沒有電郵,我是透過郵遞或到台北時就帶給他看,然後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而在大馬上班的一個星期後,他就被公司指派岀差了:“說來真是很巧,我第一次出公差的地點,竟然就是檳城!”他笑著說。

第一次出差而重返檳城之後,他就經常北上檳城“朝聖”了:“當然啦,觸發我對古蹟的喜好的,是古都台南,但回來之後,我總是很願意把自己的文學寫作放在檳城──對我來說,檳城是我古蹟文化的朝聖之地!回來之後,我花了不少時間到國內的大城小鎮做影像紀錄和蒐集資料,而做得最多的,還是在檳城。”他說:“你知道的,我是在吉隆坡長大的。在留台之前,我對音樂的興趣遠大於文學;後來把興趣轉向文學與文化了,在這一方面,檳城一直都具有一股強大的吸引力!”

返馬之後長期熱衷於挖掘地方文史資料與拍攝影像留存,除了延續他在古都台南引發的濃烈興趣,以及呼應那“不捨得結束的旅程”之外,對於檳城的這一部份,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從來不會寂寞的:“因為從過去到現在,都有許多人在做著這方面的工作,有很多資料可找,有歷史紀錄可依循,甚至連哪一條街道的歷史或由來,都不難找到資料;在寫作方面,尤其更能與別人形成一種互補或對話。所以,我一直在檳城做得很開心,因為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有很多朋友都在這一條路上耕耘,你可以很安心地做,不會感到孤單;一旦讓我挖掘到他們所忽略的部份,然後我寫了下來,就會覺得很滿足了……”

•從他城到我城

對林金城來說,檳城具有一份難以描述的情感牽引──對母親的、對古蹟文化的,以及那種樂在其中的感覺。但是,他自己的城市呢?

“有朋友問我說,為什麼我不做我最熟悉的城市,而一直在檳城蹓轉呢?後來暫時擱下了檳城(原因容後文交代),我就回過頭來思考吉隆坡,並且著手挖掘吉隆坡了,但那種感覺卻很不一樣:在這一方面,吉隆坡幾乎是個沒有歷史的城市,特別是在中文書寫方面,尤其是嚴重缺乏以致空白!”林金城語帶無奈地說:“在吉隆坡以及在我工作的吧生尋找歷史,往往都是事倍功半的;在花了很大的力氣之後,往往只能找到很少的東西;再繼續去挖掘,就再得到一點點,所以在資料累計方面,那種挑戰性非常大,也很孤單。”

另一方面,他也感嘆地說,在吉隆坡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整個都市的結構不斷地變化,於是一直都在失去一些寶貴的東西,直到今天,可說已是一座新的城,跟他小時候的經驗完全割裂了:“今天回到茨廠街,老實說,我已經找不到那種感動了,檳城卻很不一樣;很多人覺得檳城一直沒有進步,但它反而保留了很多我所嚮往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我回不去吉隆坡了,卻可以一而再地回返檳城──幾個小時的車程,或者拿起寫作的筆,我就回到我嚮往的城市了,那是檳城,也是被人們遺忘的,過去的吉隆坡。”

關於城市話題,林金城天馬行空地漫遊在檳城吉隆坡馬六甲與新加坡等幾座城市之間,最後他說,吉隆坡書寫是他寫作上的當前進行式:“我是懷舊的,但我的懷舊並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站在觀察一個社會的角度來挖掘城市。從檳城回到吉隆坡來思考,以前我寫的是古蹟,現在則透過飲食來書寫。回頭書寫吉隆坡,主要是我知道這個城市曾經的美好:後來人們說它是遊子之城,說它是外勞天堂,但這其實都不是它原來的風貌啊……”

2006516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專欄-11

五條港:海上桃源村

杜忠全

托您的宏福,昨晚我帶幾個朋友又去了一趟五條港。雖然情報有誤,我們沒趕上中元祭的高潮,但從她們三個外人的眼神中,我自己對這地方,又有了一層新的體會,算來是不虛此行了……”

間隔多年之後,五條港人二度返鄉。由於逢上中元普渡,鄉民都到廟會趕熱鬧了這一年一度的普渡廟會,據說無論身在何方,鄉外遊子循例都要返鄉的那種殷切盼鄉的心情,簡直就跟朝聖一樣!

鄉民都趕廟會去了,返鄉的五條港人從人堆中抽開,往空無人跡的民宅區逛去,於是乃揭開了一個大同世界──就像武陵人的桃花源那般,人們不但夜不閉戶,也都路不拾遺:最初我們去了我的祖屋──就跟你來的時候一樣,這一回依然沒人在家,甚至還大擺空城計,我們毫無阻攔地闖了進去,然後又悄然而退,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覺;接著兜到我舅舅家,結果也是誰也沒見著。最後走到我姑姑家,還是不見半個人影;我老爸帶頭走了進去,我們大刺刺地坐在屋前納涼和閒聊,一邊等主人回來……”主人家都外出了,大門卻不設防地敞開來,這種“門雖設而常開”的現象,讓隨伴返鄉的外人都讚嘆不已,直說就跟古典傳說裡的太平盛世一個樣了!

“這一趟返鄉行讓我發現,原來自己對這種情況太熟悉了,所以都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所以上一回你來,我也沒跟你提起………”

說起五條港,最初是從朋友的談話當中,我在腦海裡粗略地建構了一抹模糊的影像,然後在說話人的慫恿之下,我親自到那兒走了一趟──只知道那是一處海上民居,住著一群跟我同樣籍貫的人,但說著一腔我未必聽得懂的家鄉話,然後,然後我就拎著行李南下復浮筏出海了,並且還在那裡度過了與世隔絕的一天一夜。

對於陷身都會生活的人來說,五條港確實是浮在海上的桃源村──它跟吧生港隔著一大片的紅樹林沼地;如果踏著橋板走到南端,就尚可張望到吉膽島,此外,就只得茫茫的海峽煙波了。

茫茫煙波之上的五條港,你甚至連一小片堅實的陸地都踏不到,但如果你到五條港,並且跟那裡的人談上幾回話,那你應該會感受,他們生活的根,偏就是在那樣的海上家園,扎得非常地深。

五條港歸來,我收到了朋友的來信信的最後問說,你,什麼時候再到五條港,好讓我藉機又回去一趟呢……

圖片說明:

1.作為五條港鄉民組織的同安聯誼社。

2.五條港“北市”海上暮色。

3.家在海上,無論潮還是潮,潮音總是隨枕伴夢的。

4.這是橋,但也是路,可以通到家家戶戶,但禁行機車!

5.五條港村委會前的廣場。

2006512日,星期五,南洋商報,逍遙專刊,地頭蛇版專欄-1

五月裏的圓

杜忠全

佛誕日或浴佛節──後來我們這裡都把它喚作衛塞節的釋迦牟尼佛三合一節慶,就我們的經驗而言,似乎都落在月圓日的,但如就中國佛教的歷史源流來說,就不是這樣了;在元代以前,這日子一直是屢有變化的。比如說,在整個唐代及其前後的一段時間,似乎都以二月初八為佛誕,宋代時也有在臘月初八慶祝佛誕的,而更早在分裂時代的南北朝,更尤其是元代以朝廷的行政指示來統一規定之後,四月初八作為浴佛節,自此便固定而傳沿了下來,直至今日中臺兩地的佛教道場,也還都在這一天慶祝浴佛節的。

在五月月圓的浴佛節前夕談佛誕,我其實並不想討論歷史上屢有變化的佛誕日子,或不同源流的佛教對這節日各是其是的文化差異,而只想藉此指出,這日子跟一年到頭輪番出現的諸佛菩薩誕辰,具有著不同一般的特殊意義。以釋迦太子誕辰為主要內容的浴佛節,它的節日起源,其實不應僅止於宗教信仰層面的感性崇拜,而是人類在時間的週復循環裡,紀念著一個確確實實地在人世間誕生,而在宗教上成為終極典範的歷史人物。

在人類的歷史源流當中出現的這麼個歷史人物,按梵音來音譯的話,一般都稱他為佛陀或單稱為佛,釋義為覺者。然而,佛之一字,原本並不具有覺者之義,而是在中國佛教最初階段的經典傳譯過程中,取罕用字來音譯梵音,然後賦予的新含意。佛教入華並漢化的漫長歲月以來,讓中國人覺得再熟悉不過的這個字,對相當部份的人來說,或許就只是個宗教符碼而已,而在對這個宗教的義理有所理解的人眼裡,其意義是再清楚不過的──那不就指的一個對生命圓滿覺悟的人了。尤有進者,當初選上這現成的形聲字來譯代梵音,而未將形符更動為“示”,可見佛的人類屬性,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好了,既然佛指的是對生命圓滿覺悟的人,那麼,按此意義來說,他就跟我們所有的人一樣,首先都是作為生命型態之一的人,然後才在迷與悟的內在本質上區別開來──佛之為佛與人之不為佛,雖然有著迷與悟的根本差異。但人與佛都在同為人類的這一生命型態上同等了起來,而佛的覺悟與普通人的迷陷,便形成了生命的一體兩面──我們當然都想走到悟的那一面,而佛,便是已昇華到這生命最理想狀態的人了。

在浴佛節緬懷人間的覺者,若僅止於仰望與崇拜,顯然不符合節日的本意。浴佛節緬懷人間佛陀,除了省得佛的覺悟與自己的迷倒有別之外,兩者其實更有著內在的聯繫。按佛教的說法,人類身上都具有超勝於其他生命型態的三大優越本質,即人類首先具有記憶力,因此可透過學習來累積個人的生活乃至群體的歷史經驗;再則人類具有反躬自省之力,因此往往能體認到自身的缺憾與不足,然後竭力去彌補與改善之;最後,人類身上都潛在著一股強韌的意志力,往往能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奮力追求理想。一個人在世俗事業方面的成功,往往端視他如何去發揮自己身上的優越本質;而佛教所揭示的生命昇華,乃至達致最理想的圓滿覺悟,其實並非世外別求,而是自我內在本質的掘發。

好了,五月裏的圓,如果能從覺者的圓滿生命中反躬自省,這個節日也就更具意義了。

2006511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