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恩寺

杜忠全

約好一起上山,如果是相熟的山友,你只需說,好吧,到時老地方見啦;如果是第一次相約的,你就會說:嗯,山腳報恩寺底下,先到先等,不見不散喔。

報恩寺,先是它豎立在山腳大路旁的牌匾引起你的注意。說起來,幸好還有著那牌匾哩,如果不是的話,你跟人家約定一起爬山時,還真不曉得要如何地費盡口舌,才能準確地說明你所指的集合點呢:呃,山腳下那攀山小路的路口等待去。路口就在大路旁,可是呵,老長的一條柏油路,岔路還不少的呢,那裏是你所說的路口呢?有個報恩寺的牌匾在那兒,真好,那是個絕佳的辨認標誌了!

報恩寺的牌匾豎起在大路旁,很多的等待,於是就約在那裏了。先到先等,久等不來的,就自己一個人轉身往山路走了去;等待,就留給那默默無言的牌匾去堅持了!久等之後臉上掩不住的慍色,千篇一律的遲到理由背後的滿臉愧色,登山道底下、風吹雨襲裏的,那報恩寺的牌匾,由來不曉得見識多少了!如約前來,如果等人的才站定等待的姿勢,被等的就翩然來到了:喔,對不起,等很久了嗎?沒啦,也正好才到而已!於是,在燦然的互笑裏,一陣山風輕拂而過,周遭的沙沙作響裏,幹黃的枯葉滿地逐風滾動,哢啦哢啦伴隨著一前一後的腳跟擦地聲,人影便消失在山路上了。原先隨同等待的牌匾,卻還留在原地,守候著下一場約定,守候著一點一點地掩覆上來的夜色……

在旭日東昇的朝暉裏,在落日西沉的霞光裏,在人們的等待與不等待之間,報恩寺的牌匾,總是在那山腳下站著。人群來了,人群走了,它總也堅持著自己的守候。報恩寺的牌匾底下不見不散,你總是跟朋友那樣地約定著。好,約定在報恩寺底下,但是,報恩寺呢?

那牌匾所指向的,在許多石級之上的報恩寺,你一直都未曾到過。往往只是在百般無聊的等待裏,你四顧張望著身邊的遠近景致,看看頭頂上的藍天和四下裏荒雜無序的亂樹林,也看看那樹林背後冒了出來又刺向天際的極樂寺塔。哼,好傢伙,還不來呀!目光從腕表移開,再無可看的了,於是才讓它沿著山路旁那一級一級的石階往上攀爬而去。石級拐個彎藏去不見了,報恩寺卻還在更後頭。待得你走上了山路再隔山回望時,才能看到那沿著山坡地搭建起來的紅色屋頂。唔,除了鮮紅的油漆讓它看來稍微不同之外,它跟這周遭大多數的住家一樣,前後的幾落,都是以波浪板為主要的建材來擋風遮雨,簡單地搭成了一座供山居的僧眾清修的道場而已的了!

幾番隔山瞭望之後,你在那裏終究都只有等待而已的了。報恩寺,你還是一次都沒曾到過!

2004129日,星期四,南洋商報,商餘版,山水卷專欄25

島城書香的回憶片段

杜忠全

這個城市讓我體驗了最初的書香,給了我不少關於書的美好回憶,讓我的人生再也離不開書了……

作為北部的第一大城,這裡當然是有書店的,但我跟書的最初接觸,卻是在小鎮上的一家中藥酒行──讓一股藥酒的氣息瀰漫著的,但它就是比鎮上另一家號稱書局的還來得名門正派。初小的時候,那裡一度成了我淘書的快樂天堂,而且,那時只消獵取目標,書款是從父親的袋子裡掏出的,那真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快樂哩!無論如何,那兒終究只能尋得我少兒書的回憶了;就在行將邁進另一階段的閱讀時,它就不再賣書了。

中學的時候,我的記憶是一條街:一般人管它叫棺材街,而愛書人卻視為書店街的沓田仔。收藏回憶的一條街,我們最快樂的是年終的學校長假──最初是讓哥哥帶著去,後來就跟同學約了一起去,或者自己聞著大減價的聲息一再地連,務求在一年裡折數最高的當兒買下平時買不下手的書。書店一條街,但撇開只經營參考書或期刊文具的不算,當時我們心目中的書店就只得兩家;它們各自據守在街道的兩端,而我們往往都到世界書局去買大陸書,然後摸上遠東書局去淘港台書。世界與遠東,如今它們都已走入歷史了──連同90年代後期才進駐的商務印書館,還有一度附設在日資百貨的紀伊國,如今都只成回憶了。

早些年商務的清倉歇業至今記憶猶新,遠東也在去年放棄堅守了,而今回想起來,最感遺憾的是世界書局的結束營業:因為當時在國外唸書,歸來度歲時才聽說結束了,我別的都不想,就念著它一個架子上擺著好些個年頭沒賣出的一巨冊《敦煌學論文集》──那些年裡沒少重複取放的動作的,但認定此書不會有買主,所以就一直任它擱著,待到自己正式修讀了這一門功課,正盤算要把它“贖”回作個了結,不想就再也進不去了──不曉得那讓我摸了無數遍的書,後來究竟流落何方了?怪想念著呢!

後來還在繼續買書,但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城裡了:想想在台北的重慶南路混書店的黃金歲月,記取把上海福州路反覆走上幾回的那幾個下午,還有趁出差之便到都門“補貨”的快樂,而當然也還在城裡的連鎖書店逛書架,但我依然懷念從前的書店街──只因為提著沉甸甸的收穫走出店門外,就得以直接跟這城市的陽光或雨絲打照面,天空藍著或烏沉沉,抬望即是了,這是無關於書的,但我這麼說可以嗎?

2006423日,星期日,南洋商報,Easy週刊讀書人版紀錄一座書城特輯)

再談漢字繁簡之爭

杜忠全

近期在兩岸三地以及世界華人文化圈再次掀起的,有關漢字繁簡字體的延續討論,是源於聯合國內部中文文件的廢繁就簡的舉措。誠然,聯合國以簡體漢字為官方的中文字體,這其實只涉及該組織內部的行政文件,而不關涉或限制廣大華人社群的使用的。然而,有關的事件所帶出的信息,却是簡體字未來前景的絕對優勢,以及繁體字的進一步邊緣化,於是乃引出了馬英九的申遺之議。

撇開半個世紀以來兩岸之間的政治張弛,只就文字本身來說,將台灣所通用的字體和大陸所推行的字體各別稱作繁體和簡體字,這其實不足以反映兩岸漢字的實際使用狀況的:按中國大陸所公佈的簡化字總表,它只佔了7000個通用漢字的三分之一弱;換言之,每3個使用頻率較高的通用漢字裡,只會出現1個簡化的字體。據此而將中國大陸通行的漢字統稱為簡體字,顯然是一種以偏蓋全的提法。更何況,簡化字總表總表所開列的2300多字,裡頭並不乏古代原有且通用的俗體字──唐代的《干祿字書》以及遼僧行筠和尚所編的《龍龕手鑑》,裡頭就收了相當多的唐宋俗體字,不少就是現今通用的簡體字,但這還是反映手抄本時代的狀況;宋代以後印刷書籍普及流通之後,俗體字其實也沒少出現在民間刻印的書籍裡,而讓俗體字只是方便書寫的提法受到了挑戰。唐宋以來大量出現的俗體字,其實也會出現在在台漢人的手寫體當中,只是,由於簡體字形在某個歷史階段的政治不正確”,於是難免觸動某些人的神經,於是避之唯恐不及。

繁體字的提法有待商榷,馬英九說的甚是,但理據未必如所闡言的。首先,繁體一說肯定是在簡體字出現之後才出現的對應提法。實際上,一般所謂的繁體字,顯然也只是與中國大陸所公佈的簡體字相對應的大約2400字(繁體字較多,是由於某些漢字一簡多繁的情況),而不能涵蓋所有台灣所通用的漢字。因此,結合兩岸三地的漢字使用狀況來說,其實還是相似的字形遠多於相異的,不至於會造成兩岸的人民無法“書同文”的隔閡。

而今繁體字的通行範圍正在萎縮──除了台灣之外,回歸之後的香港正在施行繁簡並用,完全與中國大陸的簡體政策相銜接,應該就在不太久遠的將來了;北美地區的華人在某個時期以港台移民居多,因此多使用繁體中文,但在新的形勢底下,這種情況恐怕就快產生變化了。台灣方面,中國大陸出版的簡體書籍從早前的地下流通到目前的合法上市,繁簡併用的情勢也許會逐漸形成。我在網路上看到的統計數據是:繁體字的使用人口約有三千萬人,不可謂為少,但簡體字的使用人口,包括了人口大國的中國大陸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在內,其數則以十數億計的。當然,數字並不是什麼真理,但它的訊息卻是很明確的。

中國的語言學者周有光說,聯合國單以簡體字為官方中文,表示推動漢字簡化的方向是正確的,並且得到了全世界大多數人的認同;我自己則從簡化字源遠流長的歷史來看這問題,也說不上這有什麼不對的──儘管我們可以慶幸自己大致上得以繁簡兼通,又或者說讀起繁體書籍感覺比較親切云云的,但簡化的大勢已經如此,不如坦然地面對。但是,我的疑慮是:一旦我說,我要到廚房下面了,這究竟說的是方位──鑽到廚房的地下室了,還是要煮麵條充飢,嗯,這還真是傷腦筋的呢!

2006428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9

總要想起父親

第八屆花蹤文學散文推薦獎得獎感言

其實我完全明白,這個獎項頒給我,並不在於我的文字功夫,而是“地誌書寫”的主題方向合了卯眼。因此,我當然得感謝孕育我的島和城與人──終究是那些如畫的自然山水與沉厚的人文積澱,給了我持續寫作的動力與情感。

擱筆了逾十年之後又回到寫作的場域,追溯起來,最初埋植下種苗的,終究是父親。是父親,是他在經濟拮据的年代裡,讓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一櫃子藏書;是父親,是他把第一本稿紙交到我的手上,並且為我投遞了第一篇稿。花蹤頒獎舞台上接過沉甸甸的獎座時,我腦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把它遞送到父親的面前,讓他看上一眼,讓他伸出手來摸上一把,然後再看他臉上露出了比我還得意的神情──雖然他在20多年前就走出我的生命了,然而,但凡寫作上的喜悅乃至榮譽,我總要想起他來……

2005年12月23日,檳城)

2006年4月23日,星期日,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夜裏的琴音——《母親教我的歌》、《赤子》和其他

杜忠全

先說一段與音樂無關的話:我愛喝茶,每天的早餐過後一定得泡茶──這幾年來的生活,每每都是在茶葉的舒張裏開展的;如果沒有讓金黃色的茶湯泡一泡,那一整天裏,便幾乎都是精神萎靡的了!但是,我總是跟身邊的朋友說,自己是“過午不茶”的:過了下午兩三點鐘如果還喝烏龍茶的話,我就有本事眼睜睜地直撐一個無眠夜,到隔天淩晨都合不上眼!夜裏喝茶,唯一的選擇是普洱熟茶了!

回歸音樂話題。也許是從小讓《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給埋下的因數吧,我對小提琴總有一種說不出個所以然的偏好,特別是那些錄音優質的小提琴音樂:一把好琴加上考究的錄音,那琴音聽來就像一道金黃的亮光劃過眼前一般。那耳際飄過的光澤,總是讓人深深地著迷。但是,那必須是在白日裏才行;如果是在夜晚──特別是在臨睡之前,我通常是不敢領教小提琴的魅力的。一旦反復不停地聽它一個晚上的小提琴,那麼,在熄燈上床之後,那金黃色的線條呵,總還在耳際也在腦際縈繞不去的。依依嗡嗡的,四下的黑暗裏,那不知從何處飄來的琴音,就像是蚊子一般地擾人清夢;這樣地折騰了一夜,往往也就無眠到天亮了!夜裏的臨睡時分,就像喝普洱茶那樣地,我總是選擇聽古琴音樂,讓低沉的琴音慢慢地敲向夢的邊岸。對我來說,古琴就像是普洱茶那樣,它跟夢境是相容無礙的呵……

即使是如此,有時我還是會禁不住地要聽上一回小提琴。夜幕低垂之下,陽臺外的山坡林地傳來了唧唧的蟲唱聲,月亮從山頭無聲無息地升了起來。好,打定主意按下播放鈕,讓金黃色的線條流瀉出來吧。就算要無法成眠,那就來個徹夜不眠了吧,這樣的夜裏,其實也不光只有我獨自無眠:喏,陽臺外,黑沉沉的山頭頂上,那些瑩瑩發亮的點點星光,不就也在那裏徹夜無休地眨著眼睛嗎?星夜琴音,那就不再只是煎熬,而是一種遙遠的關照了呵!

來自遙遠的,是那天際閃爍的星光,也是那耳邊飄過的琴音,總是從老柴可夫斯基的《歌調》(Melody in E Flat)開始。柔美如涼水淌過眼前的《歌調》過後,就是自己特別喜歡的,那思鄉的捷克人德佛乍克的《母親教我的歌》(Songs My Mother Taught Me)的了。有一點兒甜,也有些許淡淡愁緒的,那琴音從耳邊滑過,從心上畫過。琴音畫過,在小小的客廳裏,也似乎在星點疏密的夜空底下,有一點邈遠的感覺。從遠處飄來的琴音,像淺吟輕唱一似的音符,從沙發兩邊的音箱裏,從格拉齊(Edward Grach)的弓弦之間溜了出來的,也仿佛還從漆黑的電影院裏,從銀幕上那偌大廳堂的一個小角落裏紓緩莊重地流出來那樣……

電影畫面上的,那是一個葬禮儀式:小男孩的捷克籍母親去世了,留下原蘇聯國籍的他在母親的國度裏,等待父親那邊的親人把手續辦妥,再把他給領回他應該歸宿的國土。葬禮進行中,未諳人事的小男孩甚至都不能體會自己的喪母之痛;一雙童稚的眼珠圓溜溜地轉動,環顧著他周遭正在進行的一切。他身邊的大人都在悄悄地飲泣與抹拭眼角的淚水,但這些感覺上都與他無關。在周遭似乎都集中在他身上的哀傷眼神裏,他自己卻置身度外,只好奇地張望著四周的一切。神父念禱之後,照例是要唱歌,唱一首表達人們內心之哀傷的歌。於是,作為教堂琴師的男主角,也就適時拉起了大提琴來伴奏,女高音隨即唱起了捷克語的《母親教我的歌》。肅穆的氣氛裏,琴音沉沉,歌聲哀哀,但琴師與歌手都跟現場的哀傷氣氛沒有干係,他們只是機械式地履行各自的職務而已了。沉悶的葬禮在琴音與歌聲中進行如儀,人們短暫地為幼年喪母的小男孩悲傷著。男主角熟練地運弓拉奏著再沒有新意的老曲子,百般無聊地一時興起,於是便趁著跟前的女歌手,那他的心儀對象在專心唱歌之際,以琴弓悄悄地從背後掀起她的裙腳。驚覺的女歌手正把曲子唱到一半,不由自主地驀地驚呼一聲,回頭白了男主角一眼,繼續把歌曲往下唱了去;葬禮的現場只有為數不多的出席者,但大都因那一聲出其不意的一聲驚呼,而紛紛好奇地把目光探尋了來。正為著葬禮儀式的冗長過程感到極度不耐煩的小男孩,他一對圓溜溜的童稚目光,一直在那角落流連了最久,以致最終跟男主角有了眼神的交集……

這是許多年前在臺北看的一部捷克片,中文片名翻作《赤子》。歲月悠轉,多年以後,銀幕上那光影之間乍現的一幕情景,每每在《母親教我的歌》的音符飄蕩而起的時候,就會浮現在腦際了。這部片子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小男孩是蘇聯籍的,卻跟母親回到了捷克;母親去世了後,在等待親人來領回的期間,他得在捷克生活一段時日。捷克人民曾經在蘇聯的鐵騎之下生活,對蘇聯是充滿國仇家恨的。這些的種種,幼年的赤子都不懂;大人們吃過歷史的虧,面對仇國的稚子,卻不知是該付出愛憐,還是要宣洩藏在心底的恨意!小孩無辜,卻得承受大人們犯下的錯!然而,人心終究是肉做的,抽去過去的歷史所沉澱下來的雜質,回歸到人與人之間最純淨的情感交流,赤子之心終於還是消解了大人們的心防,該付出的愛憐與疼惜,最終還是毫無保留地沖瀉而出了……

《母親教我的歌》,在《赤子》的電影裏頭,這支曲子的出現,也許只是作為影片開頭過場的一幕情景而已的了。但是,對於那影片的所有感動,後來都在這自己不斷地重播的提琴曲之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召喚了回來!手邊的這格拉齊的版本(雨果,HRP784-2),提琴和作伴奏的鋼琴,聲音聽來都有些許的悠遠,空間感很是強烈──這是錄音美學的問題,但對自己來說,這樣的感覺很好著哩。聽,那琴音飄渺地回蕩而來,唔,就像是從記憶裏頭的舊影片,從自己已經離開多年的臺北城裏,一次又一次地悠轉來了似的!臺北呵,在當年的留學歲月裏,自己在那城裏頻頻地遙想著自己的城;多年以後在自己的城裏,尤其是在無眠的星夜裏,自己卻總是禁不住地要懷想起那北回歸線以北的光景與歲月,那一段自己的赤子生涯。

人呵,真是奇怪得很的哩!

2004305日,星期五,南洋商報,商餘版,歲月留聲專欄-8

漢字繁簡的爭議

杜忠全

關於漢字的繁簡之爭,這些年來幾乎每隔一段時日就會出現在報端,因此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自三月下旬以來,再一次引發討論的,是聯合國的內部中文文件將從2008年起劃一採用簡體字,而廢止繁簡並行的消息。聯合國廢繁就簡事件的高潮,是馬英九在訪美期間的發言;他一方面強調繁體中文的正統地位,一方面又發出要為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籲請。

緣於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閱聽經驗,對大多數人來說,繁體字代表台灣,而簡體字則代表中國大陸。在兩岸之間,一般的情況似乎也去此不遠:就台灣而言,在不太短的一段歷史時期,簡體字一度被貼上政治標籤而以“匪字”著稱;稍後對於抱持某種政治意識的群體來說,簡體字顯然是敵方使用的“敵字”;而在文化論者眼中,簡體字則被視為致使漢字的文化傳承斷裂的“破壞王”!反過來,對生活在簡體世界的中國人來說,繁體是漢字的過去式,而在推動漢字簡化的語言工作者而言,台灣在文字態度上的依然故我往往被視為一種阻力,是邁向漢字一體化的缺憾,就如同北京的百歲老人周有光針對聯合國廢止繁體字所作的談話那般。

馬英九的發言強調,他的主張是無關於政治的,純粹只從文化傳承的立場出發──這話應該是真誠的,我們不妨回想起前些年他不顧扁中央的反對,而在轄治範圍內的台北市推行英文路名漢語拼音化,以便與世界漢語大勢接軌的舉措。但是,如果把漢字簡化的歷史往前追溯,並且跨越了1949的年限,那就顯而易見:繁簡字體壁壘分明地以台灣海峽為界,乃至香港的延用繁體字以及最近的繁簡並用,在在都是政治因素使然,文化云云的,往往只是政治操作的背書而已了。

實際上,漢字簡化的呼聲早已出現的了:自五四運動之後,個別的學者首先分頭整理了古代的俗體字,並出版推介並期以取代筆劃繁多而書寫不便的漢字;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中期,國民政府教育部一度接納了其中的一部份,並公佈為“第一批簡體字表”(約300多字)──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國家執政當局正式頒佈的簡化字;在這之前,簡化字都只作為正體字以外的俗體通行民間。雖然這一公佈在半年後被通令追回,但也可見得,漢字的簡化在民間百姓實踐了一千多年之後,終於在中國現代史裡浮岀了檯面,就像白話文的書寫自一千多年前開始出現在非正式的民間文件,以及以之寫作非正統的文學作品之後,來到了20世紀,它終於成為了主流,而從古白話發展為成熟的現代白話那樣。只是,抗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的爆發,硬是中止了民國時期漢字簡化的進程,以致到了1949年之後才又重新啟動。

有說繁體字比較符合漢字的結構或字型比較優美(篆體字似乎更要合乎這一要求),說繁體字筆劃較多而看來比較充實(我所看過入目最具充實感的方塊字是已經死亡的西夏文),這就如同說文言文比較穩定並承載了兩千多年的文史信息那般,這說的都是事實。但是,就後者而言,如今卻只得少數的人才懂得閱讀了,而繁體字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歷史的發展有時未必是合理的一方得勢的,而端看大多數人如何做出抉擇;我們儘管可以表達自己的感性意願,但最終究竟如何,還是只能等待時間來分解了。

2006420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8

路遇,以及那些過往的歲月┅┅

杜忠全

入夜時分,我悠哉閑哉地在街邊的小販中心兜兜轉轉地覓食,並且憑著自己的味覺感應往前搜尋目標的時候,冷不妨卻讓一個妙齡少女在背後給喊住了。

“咦,你不是杜老師嗎?”她眼睛直溜溜地望著我說話,臉上一片青春盪漾的。

“是的,”才說完,我就彷彿被眼前人從現實時空裡一把推倒了,兩手慌忙地一乍撒,盡只攀抓得滿把的虛空,然後就直落落地往記憶的深淵掉落了去!直往記憶的深淵沉落了,我卻依然保持著必要的清醒,一逕地望著她說:“哦,你是……是……嗯,沒錯,我知道!”哼,我是知道你是誰的,但就是叫不出個名來,怎樣啦?心底沒好氣地暗自嘀咕著。

“哈,你已經忘記我了!”她臉上頓時露出了該死的得色,然後才接著說:“我是╳╳╳,跟某某同班的,但你沒有教過我們班,應該不記得才是啦。”

“不不不,我都記得,都還記得。”哦呵,當然都記得的,大學畢業回來之後的第一個年頭,我在一所全校只有百來個學生的小型學校擔任教職,而且就像個查堂老師那般地從小學一年級一直教到中學部,說起來真格是桃李滿校園了,但偏就是少了他們那一班。雖然在課表上給略過了,而我自己也不曾到那班上去串門,但往往在過年過節收賀卡的時候,卻依然沒例外地接到他們遞上來的溫馨卡片。那唯一不在課堂碰頭的一班,我對於他們,乃至於他們對我,卻都各自留下了並不陌生的印象。為了證明自己的記憶分明,於是我馬上提出證據說:

“欸,你們班不是有個……呃,這樣的嘛!”省略了囉哩巴嗦的語言,我即時把頭做了一個歪斜的動作,她即時浪聲大笑了起來,嘴上嚷著說:

“老師你好衰喔,連這個都記得!哈哈哈……”

 

“當然沒忘記呀!”這會兒輪到我面露得色了,然後又不慌不忙趁勝追擊地再露它一手,接著說:“我還記得你的某一件事情哩!吶,你說,當時是不是這樣……”

“啊,對呀對呀,但你怎麼會知道呢?好神奇唷!”她臉上的表情即時轉成了訝異。喔,怎麼會知道呢?在一所人數不多的小型學校裡,任何的人事其實都逃不過辦公室裡的“情報系統”的!但是,我們畢竟不是直接接觸的,我所知道的也並不完全;事情發生後在她的記憶上所產生的紊亂,就不在我所知的範圍裡了!對於那一段年月的許多事情,原來她後來都只記得約略的事件,而把時間的順序都錯置了!喔,難怪了,難怪在我們的談話裡,都是我一而再地糾正她為某些事情所安置的時間位置,然後她驚嘆我的記憶之強,而我卻對她總是把事情的先後掉置了幾個年頭感到不解。繼續聊著,從她口裡吐出來的一個個名字,以及那些依然鮮明的往事,其實都只集中發生在我生命裡的某一個小段落,而且,至今也都讓時間給甩遠了。但是,就在那片刻的佇談裡重提舊事了後,卻讓我猛然驚覺,原來這麼些年的時間,就都這般悄然溜走了!猛然省起的還有,我說:
“咦,不對,你應該已經畢業很多年的了,怎麼還在這裡閒晃呢?不回去了嗎?”

“哦,到今年為止,我已經連續第8個年頭沒回去了!”她一副淡然的神情回說。

她只不過是隨口說了個8年,過後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掐指一算了才發現:原來我離開那自己初執教鞭的青歰歲月,到現在也正好隔著這漫長的時間了。8年呵,艱苦的抗戰吶,當年都能轟轟烈烈地打個勝仗又光復失土了!然而,如今只是這般地凡庸和平淡,我們卻也讓那8年的時間給竄溜而去了!

她說都已經8年了,於是那點點滴滴的舊時影像,霎時間又一幕幕地往心頭湧了上來。所說的這8年裡,我在離開那所學校繼續升學了之後又回到自己的土地,如果還教書的話,我那時早已打定了主意,決意不再從事那種“無根式的教學”──即在國際學校裡教外國學生。如果還是這樣的話,雖然人是回來了,但每天的生活卻似乎還飄浮在空氣中,心裡有一種碰觸不到腳下土地的強烈感覺!

那一年的教學裡,雖然我並沒少見到早前畢業的學生回校探望同事們的,但總覺得那些畢竟都是些季候鳥,三年五載的,只有到了某個季節,他們才會回轉頭飛回來驚鴻一瞥。而且,或許也是自己的“本土意識”作祟的吧,我自始都只把那一年的教學當作一種時間安排上的緩衝與過渡,終究沒曾要作長期抗守的盤算。然而,悠悠轉轉的八年之後,在自己生活的城市街頭不期然地相遇並敘舊的,卻是一隻在自己的想像中應該要高飛而去的季候鳥!嗯,這候鳥是否已經轉成留鳥了呢?回頭,我往她方才走去的方向望了去,卻只見得一桌面的狼藉,還有幾隻空凳子,此外,就是那一幕幕讓人感覺依然清晰的昔日影像,它們還不肯罷休地纏繞不去……

只是偶然的一場路遇了,然而,從當年的揮別到今天的重逢,時間開溜的速疾,以及拖拉在過去與現在之間那蒼白的大段距離,讓自己猛然瞥見了之後,卻感到那麼的驚心!

 

2005828日,星期日,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

銀杏的眺望

杜忠全

姑蘇城外寒山寺,喔,說起來只不過是那竄出了牆頭再隨風遠揚的隱約鐘聲,當年它不經意地觸動了詩人的愁懷,於是便給載錄到詩句裡,而把餘響給延續到了今天。若非如此,那寒山寺想來也不過是一座歷時跨代地相承的江南古寺而已了。然而,張繼當年畢竟聞得了鐘聲,而且寫下了傳頌千古的名詩,於是乎,寒山古寺的鐘聲也就藉之流傳千古了。來到了蘇州,我們別的佛寺都不去,只是藉著唐人詩句裡頭迴響不止的古鐘餘韻,找到了它千年源頭的寒山寺裡,也找到了寒山寺的鐘樓底下。寒山寺的鐘樓,那樓頂上不斷地讓遊人撞擊傳出的鐘聲,在我們短暫的逗留裡,總也是充盈於耳聲聲不絕的。聲聲不絕的鐘聲裡,同時也在來來往往穿梭不停的觀覽人群裡,在我看來,大概也只得寒拾殿裡那寒山和拾得的金身塑像,以及大殿前方的兩棵銀杏樹,才是寒山寺裡凝住不動的固定景緻了──據說佇立大殿正前兩側的兩棵銀杏樹,裡頭還分了個雌雄呢,只是我們都看不出個究竟來就是了!

來到寒山寺,我們不是為了看銀杏來的,這我當然知道。只是,在這譽滿中外的六朝古寺──無論如何都不能自我欺瞞說,自己真的已經走進了六朝抑或是張繼作詩的唐代的!眼前見的寒山寺,其實是在太平軍大肆摧毀江南古寺之後重建起來的,唐朝的磚或者六朝的瓦,見到的只有當年的詩人了;乃至於扣擊出張繼的千古名詩來的那一口古鐘,也已在二戰時期被竊運到日本了!跟在人群之後,我不刻意去想起這一些,唔,不,應該是刻意不去想起這一些歷史的滄桑才是!穿過了檢票口進入寒山寺之後,我們就假裝自己走進了唐詩──我們是跟在導遊的吳濃軟語吟詠唐人絕句的後頭魚貫而入的,尋找的應該是唐人的遺韻才是。然而,唐人的悠悠古韻,在壅塞的旅遊人潮裡,始終都無處現身,只有寒山舆拾得,相對於我的神情落寞,那時也只有他們才顯得一副怡然自得了!

關於寒山舆拾得,他們舆原本名為“普明塔院”的寒山寺,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如果連《寒山寺志》都沒法說得清的話,那我就更沒能拈出個蛛絲馬跡來了。寒山與拾得,這兩個原本是在浙江天台山的國清寺活動的僧人,為何會跟這蘇州城外的古寺扯上了干係,甚至於還讓唐代的人們直把這六朝古寺改呼為寒山寺,近人都沒法解得通了!沒法解得通的還有:來之前我只曉得,寒拾倆是歷史上削發出家的俢道僧人,哪知卻被人們奉為所謂的“和合二仙”了!新婚夫婦盛行拜祀“和合二仙”來祈福,張貼在新房門口乃至過年時的年畫,據說都有著他們倆笑口常開的形象!寒山與拾得當年的笑看人間百態,以及在禪史記載中最終的雙隱天台山,乃至他們藉由許許多多流暢的白話詩作來相互唱和,後代民間信仰中知道這些的人應該並不多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卻是,對於60年代太平洋彼岸許許多多“在路上”追求心靈解放的“嬉皮”來說,形象上衣著襤褸的寒山子,當時卻成了他們仰望的龐大身影!1000多年以前在大唐的盛世末梢無可奈何地遭逢亂離的血肉人物,由儒而道直至入佛,他把腳下的艱難世路在心靈上越走越寬敞,但投射到民間百姓的信仰實踐裡,卻只成為了人們對於複雜以及反覆無常的人倫交際所投注的一種美好的憧憬。即使如此,寒山自己,以及跟他相偕隱世的拾得,他們就算是知道了,其實也都不會在意的,我想……

寒山與拾得之間一段膾炙人口的相互答問,其實早在我真正地在精神層面上體會之前,就已透過市面上廣為流傳的格言掛軸接觸到了。針對寒山的提問,拾得一應豁達以對,當年看了只覺玄妙;待大老遠來到了寒山寺,我一廂情願地懷抱的尋詩興頭,早已讓鐘樓上那撞擊個不曾止歇的鐘聲給敲空了去;寒山舆拾得,他們在這古寺裡本來就出處不詳,更何況,那“和合二仙”的形象,就更是叫我陌生了!

慕名而來了,在寒山寺的人群裏,我似乎只是饒有興味地張望著在深秋時節逐漸轉黃的銀杏樹。撂開了張繼的古典絕句,我把腦海裏已經忘得七零八落的詩句給悄悄拼湊了起來──那是高中時讀來的,臺灣詩人向陽的一首現代詩《銀杏的眺望》……

20081月,慈悲雜誌,第61期)

 

圖片:寒山寺大殿前的銀杏樹--

http://my.hibiscusrealm.net/photo-306580.html

州官與百姓

杜忠全

首先必須作出必要的澄清:上週在本欄寫寒食節時提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典故,這其實是無關於寒食,而是漢代元宵放燈的事。錯置典故,一方面是因為急於交稿而來不及修正,另一方面,也確實是因為最近老都在想著這碼事──關於州官與百姓的問題。

說起來還是事關寒食的:清明三月天,赤道線上惱人的酷熱天氣,於是讓我一再想起去春江南的料峭春寒與紛紛春雨,想起不期而遇的青團,更尤其是千古為一人的寒食節。所謂的千古為一人”,那是指的介之推與寒食節起源的相關傳說──跟後來端午節的起源一直都只跟戰國時代的三閭大夫屈原連在一起那般,寒食節似乎也都只跟春秋時代的晉人介之推串在一塊兒,而切斷它更古老也更具神秘意味的遠古文化源頭了。脫去了天人感應的古文化遺緒,而突出其人文色彩,這樣的一種文化發展方向,無論如何不可說是錯的。只是,同樣地把古俗遺風給塑造成“千古為一人”的人文節日,看看端午的愈演愈烈──至少人們年年都還把屈原的冤魂給緬懷一番,去年甚至還掀起了中韓的文化歸屬之爭,而寒食與介之推的聯繫,卻在隋唐以降的掃墓人潮之下,反倒形成了寂寞身後事──就是節日本身,後來也都被節氣取代了,更遑論被節日推許為紀念對象的介之推……

原欲說州官與百姓,卻一逕地說著介之推,如若那裡頭存有關聯的話,那就是個人(小我)的自由意志與國家(大我)對個人的召喚乃至要求的問題了:按說介之推是晉文公(公子重耳)的恩人──晉公子重耳從顛沛流離到歸返繼承國君之位,介之推當在論功受賞之列的,但其中的一個說法是他堅不出仕;傳說晉文公為了逼他出山而縱火焚山,但他寧可與山林俱焚,也不肯應許國君之招。當然,縱火焚山一事的有或無是有爭議的,介之推不接納的原由也不只一說,但漢代以後的兩千餘年,但凡說寒食節,似乎都推許介之推的一心歸隱而不求利祿了。

民間藉由古老的寒食節來紀念介之推──就算那是不正確的一種附會,但也是挺有意思的:按此傳說而表現出來的節日意識,就跟屈原與端午節的結合很不一樣。與經由屈原而賦予節日以愛國忠君的意識不同,傳說裡介之推的故事,卻表現為一種對個人人生方式的強烈執著,而不必屈服於強勢的社會統馭力量;國家的力量可以奪取他的生命,卻不能扭轉他個己所立定的堅定志向,介之推的故事所帶出的信息,是不是就是這樣的呢?

好了,千年的寒食推許一個介之推,而介之推無論如何都與商周之際不食周栗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不同;伯夷叔齊兄弟是帶著忠於舊王朝的意識絕栗而死的,而介之推卻是忠於個人的人生路向,甚至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個人與社稷的孰重孰輕,主流文化裡是早有定論的,但介之推的受到推許,甚至為他替換了一大節日的內涵,或許吧,我想,這是人民百姓之長期處在被賦予特權的“州官”治下感到莫可奈何,於是對不願躋身這一階層的人物特別追慕的吧?

讀著汽油漲價以來的諸多報導,我就對百姓與州官的緊張關係特別有感觸;應節地想到了介之推,而且扯上了風馬牛不相及的漢代典故,這或許是一種不經意的意識流露吧!

2006413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7

成名不成名都在圍城之外──鍾可斯談寫作這回事

杜忠全

撇開早期隔著文字來揣摩與猜測,只就相識的這兩年多以來斷斷續續的閑聊而言,我發覺鍾可斯對寫作人的身份很是自覺。那麼,在寫作場域走過了二十多個年頭,讓他談談對寫作的感悟或感觸──就算只是當下一個階段性的看法,這也應該有其確當性的吧?話題打開,可斯開始侃侃而談:“說起來,我們那一代的寫作人,往往都來自一種相似的背景,就是家裡的經濟環境一般都不寬裕。因此,在無可逃避的生活擔子之下,不可否認,賺取稿費來眷養自己的生活品味與某方面的閑癖好,比如看電影聽音樂買書等等的,便是當初讓我們一頭栽入寫作的其中一股推動力──特別是那些離家在外工作的,往往在繳清了房租給了家裡補貼再加上餵飽肚皮之後,也就所剩無幾了。固定生活開銷之外的額外需求,理所當然地就在稿費上動腦筋了。我當時看到的,有的文友撐不到月底就糧盡斷炊了,甚至只抽它一根煙就算過一餐了,這種情形也是偶爾有的呢,呵呵!”說著這些,鍾可斯其實是在解釋,為何某些他的同代人,後來會逐漸消失在人海中──如果只是不自覺地以寫作與發表來作為賺取額外收入的手段,而始終沒在寫作上找到身心安頓的,那麼,在經濟生活改善而不再需要微薄的稿費來幫補之時,這一類的寫作人,往往就會自然而然地脫逃的了。

“當然,婚姻也會是一道門檻,尤其是對女作者來說,就更加如此了。”他繼續說:“婚姻是女人的全部,卻往往只是男人的一部份哩……”

談起婚姻對寫作人的影響,可斯強調,一個寫作人在結婚之後如果還繼續寫作的話,那就顯見寫作對他的特殊涵義了:不像求學或單身時期那麼的單純,婚姻無疑是一種責任的承擔──對配偶與兒女的責任、對家庭未來前景的經營與規劃,這些都會分薄了寫作的時間。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還能把寫作持續下去的,就可以見得,寫作這回事在他心中是份量不輕的了:“而且,其實也不可片面地說,婚姻會抹煞一個寫作人揮撒才華的空間,因為它也會是寫作的泉源,比如沒有經過婚姻歷練的作者,就難以深入地描摹某一種心境,而這在小說的經營方面,就會形成一種侷限了。”他說。當然,我們都承認,人生的種種不必盡都親身去體驗,而可以透過閱讀來彌補,但經過實際生活情境的歷練與透過文字來揣摩,畢竟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關於無法堅持寫作的,關於這些年來身邊逐漸消失不見的文藝友伴,以及關於所謂“文藝逃兵”的提法,鍾可斯倒是認為,其實大可不必以某一種異樣的眼光來看待這碼事的:寫下去的自然有他耕耘不輟的理由,轉身離去的或者只是站到一旁繼續關心著文藝,或者是生活轉變了還是找到另一片更能舒展抱負的天地了,這些似乎都有各自成立的理由,外人大可不必妄加褒貶:“我的體會是,一般的寫作人最初都是從興趣開始的,一旦發現自己的文字還能對人造成一定的影響之後,才會產生使命感的。”還是關於持續寫作的問題,他說:“有些作者後來感到失望,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人看到,覺得懷才不遇還是碰不到伯樂,於是就會有一種“看透了文壇”的感覺,慢慢地也就自動消失了,轉而在自己職場上的專業領域專心地耕耘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以前一直到現在,本地文壇所能給予寫作者的回饋都只微不足道,寫作者於是只能靠其他的支點來維持寫作這份“事業”;如果無法在職業與“事業”之間取得平衡,那麼,首先被割捨的,往往就是後者了──寫作的回酬,無論如何是比不上一份正職的穩定收入的。

話題轉入寫作靈感的問題,鍾可斯強調,對於一個長期實踐寫作的人來說,靈感無論如何都不可指望的:寫作者往往都是自己去找尋寫作題材和內容,而不是期待靈感來叩門的;靈感所能提供的,大概只是某些零星的篇章了,而這些都只佔非常低的比例,簡直可以略而不提的。”我說,就算是靈感寫作吧,往往它也只是靈光一閃的空概念,進入實際寫作的當兒,那只是潤滑油,而不是推動引擎的燃料……

一般而言,寫作者如果沒有歷經初期的青澀與稚嫩,往往就不會有後期的成熟。作為寫作者兼前編輯人的鍾可斯始終認為,橫空出世的作者不是沒有,但畢竟很少:“在寫作的最初階段,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寫作者,難免都會在技巧上著意經營,尤其喜歡咬文嚼字,以致露出太多雕琢的痕跡。在寫作維持了一段時間之後,往往才會回歸到文本與內容本身,文字逐漸趨向於平淡與樸實,而讓情感與主題很自然地流露出來,但這已經是次一個階段了。因此,無論是讀者還是編者,其實都需要具有包容心,來期待一個作者的成長。”這是鍾可斯最願意看到的──從以前的閑聊到這一次正式的文藝約談,他都一而再地強調這一期許。

系列談話的最後,鍾可斯特別談到了他對張愛玲與錢鍾書的體會:關於張愛玲“出名要趁早”的名言,鍾可斯認為“這應該是說,一個寫作人在自己的才華已經發揮出應有水平時,就應該享受到他該得到的榮耀。這就好比張愛玲自己,她應該在年華正茂的上海時期,就享受到成名所帶來的快樂甚至虛榮──與她筆下的繁華上海一起享有這一份備受肯定的榮耀,而不是在城傾之後她在海外寂寞漂流的歲月;到了那個時候,就已是另一番意義了!”

至於錢鍾書的《圍城》,鍾可斯卻在寫作上另有一番的體會:針對小說提出城裡與城外的相對隱喻,一般寫作場域以外的人,往往都會羨慕寫作人的任意差遣文字,尤其得以輕易地找到園地來發表作品,而在作品刷印出來並四處流通之後,還有稿酬可得收取,看起來似乎名利兼具的,真是人世間最美好的事了。但是,一俟自己也成為寫作場域中人之後,就會深切地覺得,那原來也不過如此而已,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當然,這麼樣的說話,是必須在自己也在裡面有了一番經歷後,才有資格說出的了。”鍾可斯說……

20年前的天蠍少年與20年後的會計主管,20多年來在夢境與現實的邊境地帶找到了一片身心安歇的天地,成名或不成名、城裡還是城外,後來,後來這些原來都不再重要了。我想,對鍾可斯來說,最重要的是,他還在路上──在人生路途上的同時,也一直都在寫作的道路上前進,從20年到30年,然後4050年等等等等無盡的年頭,他的人生與他的筆,一直都會結合在一起的!

2006411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欄-8

 

 

下期預告──

 

 

鍾可斯的訪談系列至此完結,下週起登場的是“知食份子”林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