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台灣意識”

杜忠全

馬英九訪美,並且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演說,裡頭提到了對台灣意識”加以重視的說法。

就文獻而言,最早將“臺灣意識”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來提出的,應該是研究臺灣本土文學的文學史家葉石濤。1977年,葉石濤發表了《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在辨析何謂“臺灣鄉土文學”時,他首先提出要以“臺灣意識”的有無作為衡量的標準。他在提出“臺灣意識”之時,特別標明是“帝國主義下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焦點”,表明他所提出的“臺灣意識”,是特指的在臺漢人,而不包括原住民在內的。

在臺漢人從移民到生根,在將近400年的歷史源流當中,其中有將近四分之一的時間,是處在被外來的異族勢力強行殖民以及壓迫統治的經驗──他們的先人原本就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才選擇離開大陸原鄉而出走江海的。但浮筏來到這逢萊家鄉之後,他們的後代子孫卻被捲入了中外政治與軍事角力的急漩中。在臺灣漢人的歷史經驗中,總是不斷地被殖民與反殖民、被壓迫與反壓迫的,如此而投射到他們族群集體的精神層面的,往往便是他們祖祖輩輩之與殖民者以及壓迫者抗爭到底的自由意志,以及漢族移民本身內部械鬥的族群意識了。這種在歷史背景異常特殊的移民社會累積下來的族群意識與抗爭意識,在歷史源流中特定的經濟與文化條件底下,也就漸行醞釀成一種堅韌不拔的本土意識,並且持續發展成了後來的“臺灣意識”。因此,“臺灣意識”可說是在台漢人過去的歷史經驗之總結,因而反映到精神層面的族群集體意識。

臺灣意識如若僅只是地方意識,可說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存在,但那卻不僅只於土地意識,而是包含了歷史與政治的複雜因素在裡頭,因此也就不容易理得清楚──比起中國歷史上之南人與北人的對抗意識,這似乎還要複雜得多了。

“臺灣意識”是歷史積澱形成的,它經過了幾個不同階段的發展:從移民社會時期面對異族而產生的“族群意識”與族群內部不同方言群之間的“籍貫意識”,逐漸發展到紮根臺灣時期的“地方意識”之後,進而擴展到肯定腳下土地的“本土意識”,乃至到後來形成“胸懷臺灣、放眼世界”的“臺灣意識”。葉石濤在申說“臺灣意識”的內涵時,首先已經為“臺灣意識”做下了“站在臺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界定了。

葉石濤在提出“臺灣意識”這個詞時,只是著重於分析日據時代臺灣人的歷史經驗。這無他,葉氏作此文時,臺灣的言論空間還不允許論者暢所欲言,而日據也確實是臺灣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經驗:對臺灣人來說,許多現代文化的萌芽,大都是在這一段歷史時期發生的。寫作文章之時,葉氏應該是看不到渡海而來的國民黨最終也要紮根於臺灣,許多當年隨同國民政府遷渡而來的,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外省族群,最終也得朝向認同半個世紀以來生活所寄的臺灣島的。

台灣意識是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所產生的,撇開國際形勢的因素,只就兩岸之間的互動而言,在未來的溝通與交手裡頭,台灣意識首先應該獲得對方的正視,並且同臺獨給區隔開來,這樣才得以恰當地疏理歷史的糾葛,而朝向健康的兩岸關係發展。

2006330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5

前浪後浪朝前湧──鍾可斯數說寫作道上的同期作者

杜忠全

 

“說起我們那一輩的寫作人哪,"省略了暖身性質的閑話,這一回我們是直接切入主題的──我在會客室”裡擺開陣勢,鍾可斯探看了他的小月華之後即刻轉身進房,話題隨即掀開了:“以我所知道的一般情況,我們同期的北馬作者當中的絕大多數人,當年都是從寫詩開始文藝路程的。”

他一邊把開場白說了,一邊在我面前坐了下來,我一時卻沒意會,只當那是“青春歲月總是詩”的通例,於是淡淡地哦了一聲,只等他繼續往下說:“但是,現在重新看回去那時期寫的東西,往往會有一種感覺,認為它們未必就可以被稱作詩的。這也難怪了,當時我們在創作上所汲取的文藝養分,往往並不來自純文藝的詩作,而是流行歌曲的歌詞!”他說。

“喔,那就是了!”說到了這個,我才猛然醒覺,他說的其實也是我所熟悉的世界:原來呵,從他的時期一直到我的中學時代,都普遍存在著以流行歌詞充作範例來仿作新詩的現象,以致身邊所謂的詩人,當時是不在少數的,這似乎還是一種傳統哩!我說。

“嗯,應該也還有唐詩宋詞,以及少量的文藝歌曲的,所以那時寫下的作品,往往不是詩味不濃的白話歌詞,就是帶有古典調調的新詩,呵呵。”

當然,作為六字輩前半期的文藝青年,他們的文藝成長年代正好碰上了台灣風起雲湧的校園民歌風潮──那裡頭以白話詩入歌的並不在少數,同時也有詩人著手創作歌詞的;在歌詞裡頭求取文學的意味,那時節其實並非不可得的。這是在文藝資源相對匱乏的年代裡,一種替代式的文藝啟蒙,誰說不行呢?

“說起來,我們這一群發起組織天蠍星的寫作人,包括李恆義、陳紹安、許子風等人在內,我們可說都是在相似的文藝環境之下成長的:我們當初一起面對文藝上的懵懂與飢渴、一起分享成長以及對編輯的嚮往,也相互交流閱讀與創作的心得與感受。”在寫作路上持續走了20多年之後,回首當初在起跑線上結夥同行的友伴,他說:“像恆義,其實我知道他那時是很喜歡讀瓊瑤的,於是也就難免要多寫一些男歡女愛式的小說;紹安是個很感性的人,那時也寫了不少瓊瑤式的小說,這應該都是他們倆早期的寫作風格了,但也不會有人因此而非議,說他們寫的是非文藝。其實文不文藝倒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作品寫得好,而且引起了讀者的共鳴,不是嗎?”

說起了陳紹安這位早期的夥伴,鍾可斯認為,早在激盪工作坊成立而祭起第一面歌曲創作的旗幟之前,他就已在天蠍星的文友聚會上表露出譜曲與彈唱方面的才華了,後來南下都門參與激盪,對熟知他的人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種再行印證而已了。在進入報界而經歷了新聞線上的歷練之後,陳紹安的寫作才脫開了早期的框框,形成了後期寫作報導文學的課題性觸覺而兼具文字的敏感度。

至於李恆義,他說,恆義開始是先寫詩和散文的,後來才比較專於寫小說。“就我的所知,”鍾可斯說:“恆義的創作量最豐富的時候,也是他在感情生活方面最為波折的一段時期哩。”

南下都門當編輯而廣為接觸作者群的那段日子,可斯特別提了林金城和黃建華:“那個時候他們正好從台灣畢業歸國,開始把稿件投遞了來。其實我跟他們一直只是編者與作者的關係,但從那時一直到現在,看到他們都還在持續創作與發表,感覺特別難得──他們應該是已在事業與創作上找到一個平衡點了,所以不管是寫作的方向與體材轉變與否,他們都一直在這條路上前進。”

那個時節接觸得比較頻密的,可斯說是馬大文友會的作者群:一方面是陳全興和駱耀庭──原先天蠍星的夥伴,當時都在馬大求學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當時的馬大文友會跟報館方面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有些活動會主動邀請文藝編輯擔任主講,促進編作者之間的交流。“回想起來,我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來自美羅天狼星詩社的作者,比如林若隱和程可欣。”回憶前塵往事,可斯說:“很突出的一點就是,她們往往一站出來就可以款款而談,不管是分享個人的創作心得還是賞析別人的作品,更可以拿起吉他就彈唱起來,這是我們相對比較弱的。”

鍾可斯在文藝編輯的任上廣為接觸了各地的作者群,但往往都以文字的接觸為多;對於這些作者的認識,往往也都是在字裡行間拼湊而出的印象。從編者回復讀者的角色之後,後來他難免會留心追蹤這些作者的後續動向:“像范俊奇,他早期寫的多是個人情感抒發的作品,後來才轉入都會書寫的主題了;洪瑞業也是那個時期開始寫作的,主要是寫生活抒情,後來才轉入歌詞創作的領域發展。還有一個許慶,在許多新寫手的文字都在情愛的框架中兜轉時,他算是寫來比較清新的作者了,一般都貼著現實生活的感觸來寫,生活氣息濃厚,所以後來一直記得他……”

後來,後來我讓他談陳全興,他說,陳全興寫得比較勤的是在馬大唸書和擔任實習醫生的階段:“他其實本來就有寫作的,但原先只是一般性的評論和短文小品的寫作,後來接觸了我們,才開始把寫作的方向折轉到文藝的領域來,包括經營文藝評論在內了。”陳全興出版的《醫學生手記》,終究是那幾個年頭裡蔚然成風的校園文學出版物之一了,但他後來畢竟忙於醫務而停止寫作了。

談了陳全興,我們於是又重新讓談話的對象回到北馬的作者,而他特別提了馬盛輝:“就我閱讀作品得來的印象,馬盛輝對創作具有一定的野心的;他會嘗試不同的寫作技巧,而經營一些隱喻性的作品,往往會讓人讀來驚喜。最難得的是他對寫作的始終堅持──我總是覺得,北馬的作者往往都有一種自覺,我們往往會把寫作當作對生活的反思與提煉,同時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寄託,也是陷入孤單之時可以傾談的對象。”可斯這是在談馬盛輝,但何嘗不是在自我表白呢?比如他最後說:“像我們這一類很少得到掌聲的作者,卻可以讓自己在寫作上堅持了那麼長的時間,因為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寫,而透過寫作的時間幅度和創作量的累積,來達到自我的肯定與成就。”

 

2006328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欄-6

姑蘇城外……

●杜忠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車子往寒山寺開去的路途中,前來跟我們會合的蘇州地陪,一路就把古詩詞給隨口念出來。喔,這裡是河川奔流的徑路曲折漫長,歷史時間也曲折漫長的神州大地,幾千年來讓數不清的詩人騷客歌哭吟詠的老江湖,無論是懸在遠天讓人眺望,抑或逼在眉梢讓人近觀的,在在處處何患無詩詞歌賦呢?來到了蘇州,這春秋時代比荊楚還更南的吳國舊城池,也是太湖邊上的江南名城呵,歷朝歷代累計下來的相關詩詞,當然是不在少數的。《唐詩地圖》或《宋詞地圖》,這些近年來蔚為出版風潮的“地圖”書裡,只要是稍具心思的編書人,總可以輕易掬取得膾炙人口的作品,讓讀者在古人的觸景抒懷裡漫遊神州,包括了江南──江南呵江南,它本身就是神州大地上的華麗詩章!親訪寒山寺,這尤其是一趟尋詩之旅。

“待會兒到了寒山寺,我就用蘇州話來把張繼的詩念給大家聽喔!”在姑蘇城外尋訪那鑲綴在唐詩絕句裡的古寺,地陪小張,一個長得高挑漂亮的蘇州姑娘,在領著我們繞過長著香樟樹和銀杏樹的寺外公園時,就跟我們約好了。

不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在姑蘇城裡,也矗立著不少的古寺廟的,但是,這偏處城郊的寒山寺就是名冠神州。讓古老的寒山寺聲名遠播的,卻是一個在《全唐詩》裡只留下區區數十首的詩作,甚至於連生平事蹟都只得寥寥數語的詩人。詩名以及寺名都終古長青了,但還是沒人曉得那名滿中外的千古詩人,終其一生究竟寫了多少首詩;然而,即使是只得《楓橋夜泊》,即使只得這二十八字的七言絕句,張繼當年的夜聞鐘聲,以及在他的吟詠裡凝成了永恆的寒山寺,後來都成為遊人追尋與揣摩的對象了。

因為張繼的詩,寒山寺裡外都是慕名而來的遊人;因為張繼的詩,寒山寺山門外那其實很一般的土黃色圍牆,總是不斷地被攝入鏡頭。漆成了土黃色的圍牆,這似乎是中國很多佛寺的統一色調──稍後在杭州造訪江南第一古剎靈隱寺,乃至許多在大城小鎮的大路邊或水巷裡,那些有意無意間移入我們視線的寺廟,都是這麼一堵土黄色調。寒山寺的圍牆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青睞,原因無他,就因為它是名聞遐邇的寒山寺──三個出自名家筆墨的大字書寫,把那原本無異於一般的土黄牆面給突顯而出,跟千古詩韻連成一氣了!來,到那裡站好,對,就是這角度,笑一個,說“茄子”吧!好啦,“哢嚓”,唔,行了!寒山寺,似乎就這樣地讓跋涉而來的遊人給裝在行囊裡帶走了!

來到了姑蘇城外,其實我們只見寒山寺而不見楓橋。寒山寺門牆外也有一座單拱石橋,但卻不是赫赫有名的楓橋──單只取的楓橋這名字,就已是充滿古典詩意了。即使說楓橋原來是叫封橋──因每到夜晚時分就封鎖水道不讓船隻通行而得名,但在張繼詩成以後,橋易以楓名,在線裝的詩籍裡,早已給凝定下來了。沒跟寒山寺貼得那麼近,楓橋還要遠了些,於是才能讓鐘聲隱隱約約地遙傳而去,於是讓張繼在旅夜裡聞得可以入詩的鐘聲。詩人旅夜聞鐘的楓橋,今天卻沒給規劃在寒山寺景區,而我們也沒有沿著河道上溯詩源,去尋訪那拱身在古詩裡的楓橋。即使找去了又如何呢?那樣的夜泊楓橋,那樣的旅夜聞鐘,而今已沒有人可以重演其情境了!

“你們看!寒山寺門外的這一座石拱橋,跟距離不遠的楓橋,造型是一個樣的呢!”導遊說完了,又熟練地指點著攝取鏡頭的角度,然後就依約地用我們都聽不懂的吳儂軟語,把張繼的千古名詩給帶出場了……

當年張繼的旅夜聞鐘,詩裡所說的霜滿天,也許吧,正好就是我們來訪的這秋末入冬時節。但是,如果他也像我們這般地夾在潮水般的人群裡,然後讓耳際貫滿了連綿不斷的鐘聲──那是遊人排隊並付費了後被允准登上鐘樓撞鐘三響,表示人們內心祈求的福祿壽!人們祈求的福祿壽在鐘聲裡隨風夾送著,在栽滿了銀杏的庭院裡,在我們耳際,也在寒山寺的門牆裡外縈繞盤旋!即使是張繼的詩魂重臨舊地,我想,也已經吟不出一句半截詩來的了!

姑蘇城外,寒山寺依舊,但我們所聽到的,卻已不復是張繼當年聽的那一口古鐘了!

圖片--

1.寒山寺外邊的拱橋,據說似楓橋不是楓橋。

http://my.hibiscusrealm.net/photo-298452.html

2.寒山寺外觀。

http://my.hibiscusrealm.net/photo-298453.html

20081,慈悲雜誌,第61期

 

 

三月份的文人網罵

杜忠全

 

網罵肯定是當前的新語詞──從早些年的BBS開始,一直到現在的部落格(中國叫博客),網路不時都成為人們罵群架的虛擬天地。當然,網罵原只是網民們的事,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但最近掀起的一場網罵,似乎相當的引人矚目:那是隔代的文人之間的一場網罵,據說還從虛擬延伸到了現實,引致印刷媒體的廣泛報導呢。

三月份的文人網罵,先是前輩作家白樺出場。前輩出手,用的是一貫的討論與闡述語言,針對當前80後一代的青春寫作提出了看法:先指出類似的寫作姿態如若繼續堅持,終究是可能成為文學主流的,但卻認為,這些人無論如何卻只進了市場而沒進入文壇,尤其強調這批寫手實際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學創作的愛好者云云。白樺在新浪網發表的評論文章(《“80後”的現狀與未來》),很快就引來80後世代的韓寒為文反擊,質疑所謂的文壇究竟是誰說了算數,純文藝與非文藝以及銷售量又是如何的一回事,而對前輩的“好意引導”,無論如何就是一百個不領情。當然,最為突出的終究還是韓寒文章裡頭的粗暴語言,以及這之後成群的“紛絲”搖旗吶喊地攻佔白樺的網站,因而導致白樺發表聲明並關閉了網站。

按此事件的發展,其實是可以話分兩頭說的:白樺對新世代的青春寫作所作的評論是一回事,而韓寒的回應及其迴響,其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在市場上乃至網路世界風起雲湧的博客書寫,究竟算不算是文學寫作,也即是文壇是否包括了虛擬網路的問題,看來這只能由時間來回答的──就像當年飽受正統派文人排斥與質疑的金庸或瓊瑤小說一樣,今天他們也都得到相應的定位了──有些作品所得到的地位,硬是由幾個世代的讀者堆砌而起的,在沒有把時間的測量度來加以考量之前,我們其實都沒法說得準。白樺將市場與文壇劃開,以及票友與作家兩分的觀點,都只能算是個人觀點的發表而已了。

觀點之爭而外,韓寒回應文字的態度問題引起的喧鬧,裡頭似乎存在著載體的移位問題:類似的文字雖然不可說是網路書寫的常態,無論如何卻不是絕無僅有的。網路與印刷媒體的不同在於──對於個人頁面而言,網路還是個絕對個人化的;沒有把關的人或條例,只要掌握了操作技巧,每一個個人都可以任意張貼與發表,書寫語言更是開放與自由,無論是心情抒發還是情緒發洩,任誰也管不了誰。作為網路讀者,你也同樣具有選擇的絕對自由:你可以流連於某個網頁,也可以隨時切換頁面或關閉視窗,全都在於指頭的點擊動作而已了。

白樺可以刪除惡意的留言乃至關閉網站,那還是趁網路世界特性之便利呢;韓寒的回應如果只存在於虛擬世界,只在網路社群間流傳,再大的風波或許都只虛擬。但是,這樣的書寫方式透過印刷媒體的報導而出現在普羅大眾的眼前時,當然顯得刺眼以及不恰當──尤其那是後輩衝著前輩使用了粗暴的語言,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那是誰的錯呢?

現實世界的人們應該都沒有喜歡粗暴語言的,虛擬的世界裡充斥著調皮與暴力傾向以及挑逗性的語言,那或許是人們躲到虛擬裡來發洩了──如果位置擺錯的話,感覺就很不一樣了。

 

2006323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4

冷暖自知話說編輯生涯──鍾可斯與他的80年代

●杜忠全

早兩年,鍾可斯曾寫了一篇散文,叫做《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我的編輯手冊》;在這一篇長文裡,他回顧了自己從雜誌社直到報章副刊的編輯生涯。然而,確實說起來,他的編輯生涯,其實要比這文章所說的還要久長的:早在先修班時期的天蠍星時代,他就已承擔同仁雜誌的編務工作了──最初的階段還是油印的呢,他說。當然,從純屬玩票的編同仁雜誌到正式加入雜誌社,那是一種相當大的環境差異的。我問他從編同仁雜誌到正式以編輯為業的轉變,鍾可斯說:

“編同仁雜誌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往往是以文藝新軍為主的作者,寫手們的水平往往都跟我們不相上下,甚至還在我們之下的;進入雜誌社之後就很不一樣了,我們接觸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寫作人乃至作家,那樣的接觸層面,讓眼界也一下子拓展了不少!”

當然,更現實的原因是:同仁雜誌無論如何是支不出稿費的,以致在約稿方面受限制,往往要靠私人的交情來疏通,而雜誌社卻能提供相對優厚的稿酬──尤其在號稱文藝黃金時期的80年代,據知有相當一部分的寫作人,當時就靠著幾份雜誌社的稿酬,而得以過其專職作家的生活。就在先修班會考之後的1984年年中,鍾可斯也抱著一份對文藝的憧憬,而決定把個人的興趣與謀生的職業結合起來,與文壇作一正面的接觸了。

“投身到圈子裡來體驗文壇,跟站在圈子外往裡頭張望,感覺畢竟是不一樣的。”他回顧當時的心境說:“說起來不就是文人相惜或相輕,又或者文如其人還是文不如其人,呵呵,就是那麼一回事了。”

鍾可斯只在雜誌社呆了一個短時期,半年之後,他就轉到報社,而在夢想與現實的邊緣繼續遊走了。“我始終覺得,”他強調說:“我學得比較充實的,還是在雜誌社的那半年間──那時的雜誌社都是前輩們在領軍,而把我們這些新進小輩的本領給一點一滴地磨練出來了。”

從雜誌編輯轉移到報刊當起副刊編輯,我又讓他比較這兩種環境的差異,他指出:雜誌社比較像是一個娛樂場所,身在其間,只要是符合雜誌的路線,就可儘量地展現與發揮個人的才華,限制一般不會太多;至於報章,一般都強調那是文化事業,因而比較著重在社會與文化信息方面的報導,副刊與文藝,往往都只能作為陪襯了。但他也說:“因為雜誌往往是以讀者的口味來擬定方向,並且也預設了讀者群,於是在書寫上免不了要受限於某一種路線與角度,而報章的讀者則分佈較廣,身在其間,可讓人的接觸層面大大地拓寬,寫作方面也會得到不少的提升。”

80年代的後半段,鍾可斯在報社服務了逾四年。作為新進的“菜鳥”,他前兩年都被指派編星座、星期小說以及歌壇版。比起在雜誌社時負責編文藝版,這段時期當然是比較偏離文藝了,但那卻是一份報紙讀者最多的版位呢!後來因為副刊主管悄凌的蟬過別枝,他才接手編起通報的文藝版“文風”來了:

“整體而言,通報是比不上其他大報的,但由於它的副刊是以編雜誌的方式來設計的,可讀性相當的高,尤其是文藝版,當時有‘馬華文壇教母’悄凌多年的經營,對提攜後進方面建立了口碑。說起來,當前馬華文壇的中堅份子,不少都是從當年的文風版開始他們的筆耕生涯的,於是也就有一定的影響力了。”

早在天蠍星的時代,文風版就已經是他自己以及天蠍星文友們試煉身手的園地了。當初自己的寫作在這個園地受到了前輩的鼓勵,而在接手該版的編輯事務之後,鍾可斯也延續著悄凌時期的開放文風以及鼓勵新進的作風,讓文壇新手繼續湧前來冒出頭角。說到了這個,我讓他開列名單,他一股腦兒就說出了一長串的名字:宋飛龍(鐵叟)林金城黃建華李恆義潘碧華張光達林春美李天葆呂育陶陳佑然楊川陳坦和辛金順(辛吟松)也流李國七斯凡陳遠帆游以飄吳緩慕曲之梵陳湘琳許慶等等等等,這些包括了悄凌和他的時期開始在馬華文壇冒現的名字,直到現在,大多也還在持續創作的呢!

“在那個年代投身到編輯行列,我們這一代的人,算來都見識過前輩們的風範與氣度的。悄凌之外,比如文道月刊的商晚筠、蕉風的梅淑貞,還有何瑾、張錦忠、李興前、雅蒙、黃協海、麥秀、艾柏等等,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接觸,他們對我們都有不少啟發的。”對於原本就懷抱一份文藝的理想而投身到編輯行列的,後來受命編文風版時,鍾可斯說,當時確實有一種薪火相傳或衣缽相承的感覺呢。

那兩年的文藝編輯生涯,問他可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他想了想,說:

“有的,李天葆的一部長篇小說《婦人與和尚》(30萬字),當時就是在我的手裡發表的。”就算李天葆自身可能會“悔其少作”,但作為編輯人的鍾可斯,至今依舊覺得,那是一部值得發表的作品──就算事後因篇幅的問題而引起了內部意見,但“李天葆在他的這一部傳奇式作品裡,並沒有特意地穿插南洋色調,相當完整地顯露出他的寫作本色。”鍾可斯說。

後來在80年代的最後幾個月,由於當年中文報業的困境所致,他毅然將編輯生涯畫下了句點,回到家鄉投身另一份行業,而且從基層做起。“雖然當時有朋友獻議要合夥辦一份刊物來讓我操持編務,但我不看好,於是選擇跳出來了。”

“寫作是需要處在一個可讓自己發揮的地方的,而對於文藝作者來說,報界是一個絕佳的鍛鍊場所,卻未必是實現理想的地方,只是,我會懷念那幾個年頭,因為透過工作而讓我認識了不少全國各地的寫作人,算來是真正做到‘以文會友’了!”回顧自己的編輯生涯,他不無感觸地說,那幾年跟作者與作品的頻密接觸,讓他有一個深切的體會──作者往往都需要一段成長期的,操控‘生殺大權’的編者,其實需要多一些寬容心來對待新進的寫手,尤其“能夠持續不斷地創作的,往往未必就是那些初登場就叫人眼前一亮,而是努力不懈地在文字上耕耘的作者。寫作當然也跟個人的才華有關,但有才華的作者未必就有文藝抱負的!”

對於當年的文藝青年晉身編輯行列,他總結說:“擔任編輯應該只是寫作人的理想之一,而不是全部;最重要的還是要繼續寫作。”從寫作而編輯到恢復純粹寫作人的身份,對鍾可斯來說,他是“把編輯當作一份職業來經營的,有就做,做不下去就改弦易轍,讓生活與寫作能繼續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在寫作的道路上堅持了逾20年,他最後強調:唯有寫作才能讓他去思考;關於自己的生活乃至人生,都只有在字裡行間,才能變得更加的清晰……

2006321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欄-5

周莊的熱鬧

杜忠全

江南特有的水鄉情致,如果無端會出現在我們的夢裡,那肯定是早年江浙作家們的筆端餘韻了。為數不少的江浙作家,他們把自己一懷濃郁的故鄉情思,匠心地編綴在一串串有情有韻的文字裡頭。一串串有情有韻的文字,在它們的點逗以及段落的間縫裡,那水氣淋漓的江南情韻,於是悄悄地滲透到心裡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就該是畫家了:許許多多的畫家,他們用多變的畫筆描繪出一幕幕輕舟搖櫓蕩過枕河簷牆的畫面,於是把江南多情的水巷也作一無限的延伸,一直滑落到我們的心裡頭,也埋進我們的夢裡了。一定就是這樣了……

於是,到了江南,而且當即到了周莊,這第一次的身臨水鄉,裡頭卻夾纏著幾許似曾相識的感覺!似曾相識的,原本那是文字串子拼湊而出的模糊情境,或是顏彩和水調配而得的凝定畫面,但那當兒都在現實的世界裡給還原了!從文字拼圖與顏彩模擬的靜態輪廓,江南水鄉以連續畫面的立體形式霎時貼前迎來,而且,原本的一紙間都給撤除了,有聲有色自是不在話下的了;初臨乍到之際,還真的有一些措手不及,乃至有莫名的亢奮!但是,在周莊遊走水鄉,我難免要把多年來在心底積澱而成的畫面掏出,跟眼前的實景來作一比較。主觀上寂靜安祥的古樸畫面,來自那文人情懷的水湄故鄉,跟眼前那遊人如鯽眾聲喧譁的周莊旅遊,有時還真教自己懷疑:究竟是眼前那看來依然古樸的老街和水巷,真的不該闖入那麼多無關風情的壅塞人潮,還是當年那些為我們鑄就江南印象的文人畫家,在下筆的當兒輕易地把原本鬧鬧喧喧的街巷都給搬空了,刻意要留一個悠長的懸念給我們回味呢?

而我終究是帶著江南來尋找江南的──帶著虛幻的江南,我在被推許為典型的現實江南情境裡漫步而過。周莊去來,對我來說,江南終究形成了兩個斷裂的世界:一個或許是虛幻不實的,但它完美得不容玷污;一個是自己身臨其境的,但卻無法將它與自己早前無端鑄就的印象給連貫起來!

周莊旅遊的要訣,恰恰是一個靜字”,遊走周莊,我隨手帶回來的其中一冊導覽小書,裡頭正好藏著這麼的一個句子。在水鄉求靜,看來不只是我個人沒來由的執著呵,我想。一邊把那句子給畫上了紅線,我隨即把我在周莊的分分秒秒又回想了一遍:周莊終究還是熱鬧的。大白日的中午時分,那是一天裡頭的尖峰時段,從鄰近城市趕來作一日遊的團隊,那時陸續集合了來;入夜以後,一日遊的人群都撤退了,但在暮色裡趕來投宿的團隊,其實也沒減少。後來我才發現,國外的團隊不算,從鄰近城市組團出發的水鄉古鎮二日遊路線,住宿地點都安排周莊。周莊的旅遊設施,在江浙眾多的水鄉古鎮裡頭屬最完善的,於是乎,靜之一字,而今恰恰也是最難求了!

周莊的水巷入目繁忙,一船船的遊客巡行而過。一船接一船的遊客,在古石橋的橋洞間穿梭忙,在兩面豎起的牆簷底下來回搖蕩而過,在店家茶樓探出水面的店招底下川流往來。唔,他們在那些迎風招搖而又有著一股古早味的店招底下慢慢地鑽過,這看來挺不錯的,當年韋莊的詞作裡,似乎也曾描繪著這般的江南呢。韋莊的江南,雖然如今招人眼目的已不復是多情的紅袖,但其意義畢竟相近呵!

靜之一字畢竟不可得,但看著橋孔間進出的遊船人,再抬望頭頂上隨風擺搖的一長列店招,我在心裡找到了五代詞人韋莊的詞句。喔,好嘛,我到底還是看到了一幕當年人眼裡的江南景象了,呵呵……

然而,即使這般地告訴了自己,然而,為了只看到那些伴隨著旅遊開發而群聚的商業交易,我還是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失落感!市聲盈耳,在遊人匆忙的步伐裡,在導遊的擴音機聲浪裡,裡頭畢竟聞不到一絲生了根的生活氣息!只有在追著導遊一直往前擠的間隙裡,我在窄巷站滿了人群的轉角處,跟一個挑扁擔賣野菜的江南老嫗錯身而過。水鄉的沿街叫賣,她滿口的伲儂軟語我沒法聽懂,回頭,卻看到了一個當地居民模樣的時裝少婦趨前買了菜。兩人之間的交談我聽來茫然,只是,這很快地就讓隨後淹至的人潮給擠碎的畫面,後來卻一直深烙在心裡:我在周莊的整個行程裡,這似乎是唯一可以劃開在旅遊人潮以外的,屬於古鎮本身日常的生活影像了!

 

20087,慈悲杂志,第63期)

從龍應台公開信的論戰想起的

杜忠全

發生在春節前夕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的停刊事件,它一方面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報導與關注,另一方面也即時引出了龍應台寫給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該事件後來分兩頭發展:《冰點》週刊在沸沸揚揚了一個月餘之後,終於在撤換總編的情況之下重新出刊了,而龍應台在港台馬美等各地的中文報同步發表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一文,卻在臺島內部引發了一場論戰,直到今天似乎還沒有止息的跡象。

太上無為,所以“收件人”究竟是如何看待這一份文件的──尤其會不會帶上統獨或藍綠的有色鏡片來解讀它,我們畢竟不得而知。但是,從台灣媒體斷斷續續地刊載的回應文章來看,龍應台的公開信,確實沒少引起輿論界的猜測,並且更還結合台灣島上的某種政治色調來作解讀的。說起來,台灣的統獨走向或臺島上的藍綠對抗,確實是當前火熱的政治議題,但動輒就以此來衡量一切思想與行為,似乎有失於泛政治化,從而導致一個知識份子獨立自主地申訴個己對事件的看法與感受之立場,反倒顯得面目模糊起來了……

我不欲討論龍應台公開信的內容與寫作動機,只是從該事件而聯想到中國文化中的個人──對於處身在中國文化中的個人,他的思考以及對個己立場的申明,在普遍以消泯私我為美德的社會中,究竟有多少存在的空間呢?

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個人往往是孤立無援以及面目模糊的。不是嗎?你看:傳統社會的中國人初次見面,往往都要先查問來者的家世背景,也即是個人背後的血緣脈絡;官場或學界中人初次見面的話,則難免要先報上從學的淵源,也即是師承脈絡。當然,這是一種社交文化,但也在在顯示,中國文化中的人,往往都要從集體的角度來認識個人的;唯有透過在整體脈絡中找到了個人的所處位置,人們才能確切地認識個人。那麼,一旦將個人從所從屬的團體中抽離而出,個人的孤立自是不在話下的,而尤其嚴重的是,在那樣的一種情況之下,社會往往都不曉得該如何來定義那樣的一個人了。

中國文化是推崇集體而抹煞個人的──個己即私,而由私之一字所構成的語詞,往往都要帶上一抹貶義色彩的,尤其是從西方傳入的個人主義一詞,在中國人的意境中,它往往都要受到貶斥的了。

中國文化中的個人總是要歸屬於社會集團,包括血緣或地緣集團,這說的是傳統社會。然而,這種根深蒂固的集體觀念,其實也深深影響著現代的中國人。因為祖祖輩輩所奉行之生活文化的影響,於是人們往往在解讀某些個人的時候,免不了要採取一種最為簡便的辨識方式:為這個個人找到一個他應當歸屬的社會集團,然後就從對這個集團的整體認識來解讀個人的行為與思想,並依此來評斷及推論他的動機與目的。

把話說遠了,說回龍應台吧。龍應台長期以來以個人來衝撞集體──早期如此,現在似乎也還是如此。來到這“大多數民眾也不免在藍綠之間尋找定位”的時代, 而“龍應台只是再次證明她是她自己”的了。(齊湘:《讀龍應台公開信論戰有感》,13/3/2006,台北聯合報)在認同龍應台過去與現在爭取言論自由空間的同時,該文作者其實也指出了龍應台這個“個人”在她的文化社會中的處境了呢!

2006316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3

從鳳陽詩社到天蠍星──鍾可斯回首文藝前塵

杜忠全

來到島嶼北部鍾可斯的家,然後聽他細數文藝前塵,在這之前,容我插播一段我們的晚相逢吧。

同在一座島上生活與寫作,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卻是經由一位都門的朋友聯繫與安排的,日子就選在前年的大年初一:

“他想跟你見個面。”居間聯繫的朋友說。

“嗯,好啊!”我回說:“我也該見見這個人了……”

春節見面,祝賀語循例先送上前,然後才打開話題。他先解釋自己提出約見的原因,說是因為“那陣子老見到這個名字,輾轉知道是同鄉”云云,我於是接著說:

“哦,但我可是很早就知道你的了,學長!”

是學長沒錯的,在我最初的文藝年代裡,當然還有另一位寫小說的李恒義,他們倆都是從我每天進出的校門走向文壇並發出光芒的。對那時滿心憧憬著寫作的我來說,這是兩顆最貼近自己天空的星了,喔,是天蠍星呵……

“最初的動力當然是來自對中文的熱愛啦,”約略翻完了他20年來積存的幾大厚冊的作品剪貼和老相簿,話題正式進入先前擬定的主題了,他說:“再來就是喜歡一些文化活動,其中也包括看電影和讀小說──那是包括言情小說在內的。雖然這些算是通俗的門類,但裡頭也有著些許文化的影子的!”

鍾可斯追溯自己的文藝啟蒙,說最初進入眼界的,終究還是港產的通俗文藝:先是吸引小學生的漫畫冊,然後是曲折奇情的偵探小說,接著是坊間流行的台港言情小說──那時最愛瓊瑤和嚴沁了。到了最後,才接觸到純文藝作品。初始還是因現代詩而拓展了純文藝閱讀的道路,當時主要是余光中與鄭愁予的作品,以及本地比較容易蒐羅到的台灣現代詩選集。談到他萌芽並茁長於檳城島上的文藝種苗,他說:“進入純文藝閱讀的時代,當時我們的‘現代文學書庫’,便是開在光大廣場一個角落的綠苑書廊了。”營業時期並不久長的綠苑書廊,那時適時地成為鐘可斯的現代文學補給站──他經常都要到那裡去掏書,然後就如飢似渴地汲取文藝滋養。

本著對文藝與寫作的熱愛,於是在中五畢業之後的1981年底,鍾可斯便與李恒義、許子風以及吉打州的陳紹安、苑草(方玉坡)等人,一起組成了鳳陽詩社:

“鳳陽詩社就是我們五個人了,組社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方便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文友互相交流與通信。在等待會考成績放榜的那幾個月裡,我們也經常交換文藝訊息,當然也分享書訊,就只這麼簡單了!”他說。

組成鳳陽詩社的幾個月後,因為李恒義認識了陳登福,並獲知在檳島甚至在大北馬一帶,其實有著為數不少愛好文藝的讀作者,於是便觸發他們進一步擴大組織的念頭,於是也就催生了天蠍星文友會,那是1982年──1982,就在那一年,我跨入了中學門檻,卻原來鍾可斯與李恒義的後腳跟也才抽開離去,並且開始謀劃著他們的理想,然後逐步成為遙遠天際發亮的星了

“喔,天蠍星,”我說:“當初結社時取這名字,那是受到天狼星詩社的啟發嗎?”

“啊,不是的!”可斯立刻反應說:“那是直接取用當時很流行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天蠍星》的。”

“哦,這我倒是知道的!”他在校園外頭,我則在校園裡,我們的記憶一直不曾交錯,但也開始找得到相同的背景旋律來了。

“你說天狼星,”稍後他又補充說:“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啦,他們那時畢竟名氣很響亮的。”

回顧天蠍星文友會的最初創社,原先鳳陽詩社的五人組合照樣作為主幹,裡頭加入的新成員就是陳登福──而且,在那幾個年頭裡,陳登福的住家往往充作小型或半公開文友聚會的處所,編務工作也都是在那裡進行。

“當時其中一個促成擴大組社的因素,其實還有我們想要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刊物,於是也就有了《天蠍星》的發行。”

《天蠍星》是不定期出版的,有編委會專門負責,主要由陳登福聯繫文友來組稿,編輯事務則由可斯與恆義一起承擔。此外,文友會也還有專案策劃的詩刊或號外,稍後也為幾個作者出版合集或個人文集,以及那個年代蔚然成風的詩畫書籤──“跟市場上從港台引進的名家詩作書籤不同,我們印製的是我們自己作者群的書籤,當時是很受歡迎的。”可斯說。

較之原先的詩社不同的是,天蠍星是一個將作者與讀者結合起來的文友組織。鍾可斯說:

“我們的活動主要有一年一度的大型聯誼會──創社的第二年(1983),我們就在丹絨道光的海珠樓作第一次的召集了,再一年則選在升旗山上的檳光別墅,然後就是不定期舉行的小型座談與半公開性質的編務聚會了。後者除了核心的編務成員之外,其實也歡迎其他文友前來造訪與交流的。

關於文友會在北馬所造成的影響,就鍾可斯的觀察,主要還是在創作方面:“當時只要翻開報刊的文藝版,往往都會看到天蠍星文友的作品,也就是說,文友會在創作方面形成了一股推動力量。說起來,《天蠍星》往往是作為新寫手的試煉場,我們往往會針對新人的作品進行修潤,然後才發表在刊物上。從那裡開始投入寫作的人,後來不少都繼續往報刊的文藝版投稿與發表了。我們主幹成員自己的角色,後來主要還是轉移到活動策劃與擔任座談會主講人,以及在刊物裡引介文藝作品了,至於寫作方面,我們自己都還是以文藝報刊為發表園地的。”問他可否記得有哪些是從天蠍星啟航,或因天蠍星而導致寫作的熱誠提高的作者,他約略提了幾位:挐兒、雲簡、化拾(潘碧華)、也流……還有,他說:“在我的印象中,陳紹安似乎也是在那個時期開始才比較積極於寫作的。”

那麼,我說:除了組織上的聯繫與編務之外,當時可還有哪些主幹成員具有特殊的角色扮演的?他想了想,說:“哈,有的,比如陳全興,他是負責監督的──專門針對某些他覺得不該刊用的稿提出批評,還有駱耀庭,他總是對那些寫得出色的作品作賞析,這樣算不算是角色分配呢?”

1984年的下半年,鍾可斯就到都門去追求他的文藝夢想了,但初期還是經常回到北馬參與文友會的活動,甚且還透過他工作上的接觸而聯繫了中南馬的文友北上交流。最終的歸於沉寂,一方面是因升學或工作的異動而導致文友的逐步凋零,不否認也有內部意見分歧的因素,後來也就無疾而終了。幾個主要的成員稍後另行組成了清梳小站,天蠍星自此也就走入歷史了……

圖片說明:

1.天蠍星文友會首次召集的集體留影,左下蹲者為鍾可斯,側後為駱耀庭,站立者為陳全興;

2.鍾可斯執行專案策劃與編輯的號外特刊;

3.以鍾可斯的詩作印製的其中一款書籤。

2006314日,星期二,光華日報,新風版,作家心路欄-4)

阿扁迫切追求“代表作”?

自從在千禧年當選上任之後,阿扁的總統任期而今也只剩下兩年了。卸任交棒的日子眼看就將到來,阿扁究竟要如何為自己爭取歷史定位,或他自己希望得到怎樣的歷史評定呢?

 

撇開倉皇渡海了後據守海島的蔣介石(台灣叫他老蔣總統)不提,只說從蔣經國(小蔣總統)以降的台灣領導人吧:前兩位繼承中華民國法統的總統,可說都有著一番不可抹煞的“代表作”。先說蔣經國,截至目前為止,據知小蔣仍是最受台灣一般民眾所緬懷的領導人。就在小蔣的手裡,台灣的國策從畫大餅一似的政治至上轉移到務實的經濟建設;反攻云云的,逐漸只成一塊空招牌了。經濟起飛乃至被認可為所謂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在在都是一代人的美好回憶。經濟建設台灣,當然就是小蔣的代表作了。至於在政治方面,無論是身不由己地順應情勢洪流,還是小蔣個人有意識的舉措,但宣布解除國共內戰以降就長期在台澎金馬地區實施的戒嚴令,同時廢除黨禁與報禁,以及開放台灣民眾的大陸探親等方面,可說是小蔣治下台灣的重大變化了,數說小蔣的代表作,當然少不得這幾樁的。

 

金光閃閃的騰飛小龍,在李登輝的時代逐漸消失在云層間了。李在90年代中期提出了“經營大台灣,建設新中原”的口號,但最終只得一句空泛的政治話語,台灣的經濟在他的時代終究只有失色而沒有起色──這當然有著台島內外的諸多因素。李登輝當時不明顯表露的“身在曹營心在漢”(確實來講應該是“身在藍營心在綠”),乃至有他個人的隱議程,這都留待後人去論斷了。但是,他在接棒之後,隨即宣布終止作為威權體治依據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且恢復憲政,再依據憲法在台灣落實一人一票的總統投選,又以黨政最高領導人的身份首次就“二‧二八事件”向歷史與民眾致歉,最後並且實現了和平的政黨輪替──最後的一項當然是百年老店國民黨的嚴重受挫,但卻是李的個人成就;出賣或顛覆的質疑與唾罵,都只能寫在國民黨黨史,而不是中華民國或台灣的政治史頁,呵呵!

 

如果說小蔣與李登輝那些無可替代的政治代表作,都是拜時代大勢之所賜,那麼,阿扁顯然時運不濟。沒有時代賜予的機遇,他面對的是千瘡百孔的台灣經濟,而尤其倍感壓力的是對岸的經濟與政治崛起。在醒覺的東方巨龍身邊,台灣顯得渺小和疲弱;是擁抱與結合對岸還是撥開與抗拒,阿扁再明顯不過是選擇了後者。經濟與民生建設乏善可陳,阿扁上任以來似乎專在政治方面“拼業績”,於是乃有莫名其妙的“去中國化”政策,以及實質意義不大的“終統”動作。這些年來沸沸揚揚的一去一終之舉,聯繫李登輝任上風雲際會並為人所稱道的終止“臨時條款”與恢復憲政的歷史性動作,阿扁似乎是意圖媲美前人,以此充作他的個人代表作,然後在史冊上佔有一席。

 

如果阿扁所追求的代表作就是這樣,那麼,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再到當前的阿扁,這一條發展脉絡似乎標示著:台灣的路子已經越走越窄了。國共內戰以來,台灣早前的政治孤立如果主要是客觀因素之所致,那麼,現在似乎是執政當局自我的孤立與邊緣化了,這難道也是阿扁所追求的代表作嗎?

 

2006309日,星期四,光明日報,光明論壇,冷眼集專欄-2

市井周莊

杜忠全

 

白日的周莊是人潮擁擠的。在老鎮字形的水巷上,小橋流水觸目皆是。水上舟楫往來,安坐船上輕搖搖地閑看兩面風景的,都是趕來一睹水鄉風姿的遊人。水上浮載的是遊人,而小船蕩著波紋穿過的一個個古橋孔洞,橋上推擠而過的,也都是穿梭不斷的遊人。人聲沸騰裡,只有在水巷兩側的,或是後退了幾步讓出淺淺一道青石板街的老房舍,以及那驀地從窄水巷裡拔水而出的高牆,才是凝住不動的吧?嗯,其實連它們也不一定都凝定不動的:如果你坐在船上,讓船娘或艄公把木船的長櫓給搖起來,這些鱗次櫛比的牆瓦,於是也都成為流動的風景了!

 

夜晚時分掛滿了彩燈的周莊,其實就像一個在戲臺上唱戲的戲子──即使已經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但在那華美的彩妝掩飾之下,她站到聚光燈底下婀娜多姿地唱起青衣來,戲台前的觀眾在醉眼迷蒙裡,又有誰會察覺呢?這些五色的彩燈把老周莊給點綴得勝似人間繁華境的,加上白日裡作為四方遊客泉湧來聚的旅遊熱點,於是便被盛譽為“中國第一水鄉”,旅遊書裡於是著意渲染其“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風情。就一般的直覺而言,這似乎該是安適靜謐的江南人家生活風情,但往往來到這江南的樣板古鎮,即時就被熱烈的旅遊氣息團團圍住了,這會否讓人衍生出一種主觀期待與實際觀感之間的落差呢?

 

歲月是有一些老舊了,但小橋依然,雖然比起傳說中的盛況,而今的數量已經減少許多了;橋下的流水也未改其流,只是,那水面上漂浮著的油漬顯然多了些,隨風飄散的異味有時也稍嫌濃烈了些。然而,不管是坐在木船裡搖搖晃晃地沿著水巷兩面觀景,還是讓鞋根咯噔咯噔地一路擦響腳底下的青石板,自己在窄巷裡慢歩走去的,眼前迎來送去的,都是營生忙碌的商家與攤販了。小橋流水夾帶著商家,大肆地發展旅遊的古鎮,大概也只能是這般的市井景象了。

 

確實是市井,而不是什麼天堂的。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中間有一個周莊”,這終究只是一種號召天下的旅遊宣傳了。作為備受推捧的旅遊名鎮,周莊無可避免地要淹覆在人潮裡的。當年三毛來訪之後說過的,什麼周莊古鎮應該保護起來,什麼三姑六婆的閒雜人等不該開放進來等等的話,到底並沒有成為事實。進一歩地成為事實的,反倒是原本並不在古鎮區裡存在的三毛茶樓!掀起撒哈拉流浪神話的台灣名作家三毛,她跟老周莊短短的一段因緣,後來居然也成為水鄉古鎮的其中一項旅遊資源了!

 

然而,像這般人頭鑽動的江南古鎮,倒也未必全然不符合當年的歷史情境的。一座又一座的水鄉古鎮,當年幾乎都是藉由它們位處水運要衝的地理優勢而發展起來,原本就該是交易活動頻繁的集鎮的。如果沒有商業交易的利誘,沒有四方來聚的流動行商,乃至後來漸次轉成了定居鎮上的坐賈,這水巷的兩側,大概都只有朝聚暮散的臨時集市,只有空蕩蕩的水埠和駁岸,而不會矗立起那些把天空和水面都剪出優美線條和稜角來的簷瓦了。如果沒有商業交易的話,那麼,這地方充其量也只得散居在水傍草邊的民居三幾戶,而不會具有這般屋宇密集、磚頭砌起的駁岸沿著水道畫起直線條來的畫面了。而且,在兩面高牆之間讓鞋跟敲擊而一路迴響起來的青石板路,到底也不會舖就在那裡等候我們的了。寧靜安祥的江南古鎮,或許是只存在於文學意象,以及這些古鎮原先蓬勃的商業活動最終沒落之後的孤寂歲月裡的吧?我猜想。

 

因商業交易而成市集,因市集所提供的生活便利而衍生了居民聚落,這樣的一個集鎮,眼前的萬三蹄以及萬三糕等等的傳統商品,總是一再地提醒著我們它當年的繁盛。原只得水道環繞,都沒有對外的陸路交通,想像當年沈萬三從蘇州從南京或者是從外洋經商歸來,他的船滿載著銀子滿載著貨物的,讓船工把船搖進了南北市河再往銀子浜搖去,這水巷的兩側,該也如眼前這般地人來人往的吧?唔,這裡頭有詩,噢,不是,是宋詞:把南宋詞人蔣捷的《一剪梅──舟過吳江》截取一句,並且偷偷改動了兩個字,於是就變成更貼切的“水上舟搖,樓上店招”了。水上逐波搖動的木船,還有水邊樓牆上迎風招搖的店招,在在都不是靜止不動的呢……

 

2008年7月,慈悲杂志,第63期)